第一章、命运之邂逅
我不知道你们的命运之中，转折点在哪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我的命运转折点是在1988年。
这一年，我遇到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张超凡。
现在我对于我小学时期的教师们记忆最清晰的，就是教语文的张老师了。爱读书的我最喜欢语文课，进入中学后，更加喜爱读书，以至于除了语文其他各科成绩都是一塌糊涂，升不了高中，也就不再上了。从86年以来，基本上无所事事，跟着玉柱、松山、团结等几个朋友跑着玩，混录像厅。那时候我是穷光蛋，都是他们请我。这情形直到88年初才有所改变。那时家里开了个饭馆，我就荣升为跑堂的，每月有了一点零花钱。
有一个晚上，饭馆生意冷清，我跟母亲说一声，就出去看录像了。回来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张老师在我家饭馆吃饭呢。面对这位我所尊敬的老师，我很有些局促不安的感觉。记忆中严厉的老师却很慈祥，只是略略询问了我的近况，然后，勉励我做些正事，不要混日子。
老师走后，我站在附近煤建公司的院子里，站了很久。老师是上天安排过来扭转我命运的人，他让我知道，我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了。
第二天，我去图书馆办了两个证，开始拼命读书，我不想成为老师眼中的“混子”。
第二个人，是我现在的妻子。
88年，其实也是我被父母逼着相亲的一年。不停地见面，不停地无话可说，直到遇到了她。
两个爱读书的人是有共同语言的，对于黎黎我是一见钟情。谈了半年恋爱，我们结婚了。黎黎不希望我只是一个书虫，所以，我开始尝试用写作来证明自己。
第三个人，是我的小学同学健民，现在远在合肥的他，是我的历史见证人。
小学五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学之后各奔东西，一晃几年不见，再见面时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那个下午，我如同往常一样，拿着从图书馆借的《当代》和《子夜》，走进了邮电局的报刊门市部。手头拮据的我不打算买杂志，只想翻翻新来的报纸。
门市部里面只有寥寥的几个人，里面布局成倒的凹字型，三面是玻璃柜台，柜台后面是摆着各色杂志的书柜。房间中部是用长凳和木板搭出的简易摊子，新到的报纸一叠一叠摆放得整整齐齐，买不买都可以翻看。我翻了一会儿，感觉没有什么想要的内容，我想买的《文学报》和《安徽广播电视报》也没有到，就直起腰，准备离开。一转身，却与一个男子四目相对。
“健民？”
“柴进？”
“老同学！”
我们两个都乐了，各自把手里拿的书和杂志朝胳肢窝一夹，伸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数年不见，健民和我一样，也戴上了眼镜。略显清瘦的他，神情开朗，笑容中透着亲和力。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健民狠狠摇了摇我的手，“哈，个子都高了。”
“你是我的历史见证人嘛，”我乐和地说，“忘了你，休想！”
我说这话是由缘由的。
1975年，我在界首一小上学，与健民成为要好的朋友。那时我母亲在解放二大街中段的服装制帽厂工作。有一天放学后，我带着健民去服装制帽厂玩，进了大门，转向后面的车间。蹦蹦跳跳走在前面的我被一块砖头绊倒，无巧不巧，栽倒的我眉心正好撞在墙角一块凸出的砖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吓坏了的健民放声大哭，听到哭声赶来的工人赶紧通知了我母亲，把我送进了医院，缝了好几针呢。至今，我的眉心仍有一个淡淡的疤痕，偶尔也会有些头痛。
“到我家去坐坐吧，”健民说，“聊聊。”
健民的家在力行街的盐业公司家属院，很近。我们边走边聊，他知道了我现在是在家里的饭馆端盘子，也在认真读书。我知道他现在是界首二中的教师，有了一份安定的正式工作。不过到了健民家，我感觉如同找到了宝藏，他的书柜上有不少我没有看过的书，健民说那些都是他在芜湖师专上学时买的。我毫不客气，选了两本借走看，当然，是要承诺好借好还的。
就此，与老友健民恢复了关系，当然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份友谊对我的未来有多大影响。
我的家是在解放四大街，街分南北两段，中心是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过了十字路口，走在街边的我忽然听到了很奇怪的音乐，不是歌曲，就是有节奏感的循环播放的音乐。循声望去，声音来自卖瓜子的老陈那间很小的门面。解放四大街的北段是简称附小的界首师范附属小学，老陈的门面我也是经常路过的，里面除了卖他自炒的葵花籽，还有一些小孩子们喜欢的零食和小学生们用得到的本子和文具。不过我走近之后，发现房间里面多了一个方桌，上面放着一台14英寸的彩电，屏幕上面，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小人儿在一蹦一跳地上台阶。再看墙壁上，那些零食、本子文具什么的都用夹子夹着挂在了上面。
方桌的前面，一个坐在小马扎上的男孩子手里捧着一个黑色的奇怪东西，神情紧张地在上面按来按去。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电视机里面的那个小人儿是被这个男孩子控制的，这可是很有意思。我也喜欢看动画片，眼前屏幕上精致的卡通背景如同动画片一般，而里面的人物居然是可以控制的！
那个小人儿上了台阶顶部，停顿了一下，然后奋力一跳，整个人落在一个高高的旗杆上，把上面的三角旗子扯了下来，随即跑进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堡。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城堡的上方放起了噼里啪啦的礼花。
“过关了？”坐在一边的老陈扭头看看屏幕，“下一关还继续打不？打的话，再加一毛钱。”
这一年，我遇到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是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张超凡。
现在我对于我小学时期的教师们记忆最清晰的，就是教语文的张老师了。爱读书的我最喜欢语文课，进入中学后，更加喜爱读书，以至于除了语文其他各科成绩都是一塌糊涂，升不了高中，也就不再上了。从86年以来，基本上无所事事，跟着玉柱、松山、团结等几个朋友跑着玩，混录像厅。那时候我是穷光蛋，都是他们请我。这情形直到88年初才有所改变。那时家里开了个饭馆，我就荣升为跑堂的，每月有了一点零花钱。
有一个晚上，饭馆生意冷清，我跟母亲说一声，就出去看录像了。回来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张老师在我家饭馆吃饭呢。面对这位我所尊敬的老师，我很有些局促不安的感觉。记忆中严厉的老师却很慈祥，只是略略询问了我的近况，然后，勉励我做些正事，不要混日子。
老师走后，我站在附近煤建公司的院子里，站了很久。老师是上天安排过来扭转我命运的人，他让我知道，我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了。
第二天，我去图书馆办了两个证，开始拼命读书，我不想成为老师眼中的“混子”。
第二个人，是我现在的妻子。
88年，其实也是我被父母逼着相亲的一年。不停地见面，不停地无话可说，直到遇到了她。
两个爱读书的人是有共同语言的，对于黎黎我是一见钟情。谈了半年恋爱，我们结婚了。黎黎不希望我只是一个书虫，所以，我开始尝试用写作来证明自己。
第三个人，是我的小学同学健民，现在远在合肥的他，是我的历史见证人。
小学五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学之后各奔东西，一晃几年不见，再见面时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那个下午，我如同往常一样，拿着从图书馆借的《当代》和《子夜》，走进了邮电局的报刊门市部。手头拮据的我不打算买杂志，只想翻翻新来的报纸。
门市部里面只有寥寥的几个人，里面布局成倒的凹字型，三面是玻璃柜台，柜台后面是摆着各色杂志的书柜。房间中部是用长凳和木板搭出的简易摊子，新到的报纸一叠一叠摆放得整整齐齐，买不买都可以翻看。我翻了一会儿，感觉没有什么想要的内容，我想买的《文学报》和《安徽广播电视报》也没有到，就直起腰，准备离开。一转身，却与一个男子四目相对。
“健民？”
“柴进？”
“老同学！”
我们两个都乐了，各自把手里拿的书和杂志朝胳肢窝一夹，伸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数年不见，健民和我一样，也戴上了眼镜。略显清瘦的他，神情开朗，笑容中透着亲和力。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健民狠狠摇了摇我的手，“哈，个子都高了。”
“你是我的历史见证人嘛，”我乐和地说，“忘了你，休想！”
我说这话是由缘由的。
1975年，我在界首一小上学，与健民成为要好的朋友。那时我母亲在解放二大街中段的服装制帽厂工作。有一天放学后，我带着健民去服装制帽厂玩，进了大门，转向后面的车间。蹦蹦跳跳走在前面的我被一块砖头绊倒，无巧不巧，栽倒的我眉心正好撞在墙角一块凸出的砖头上，当时就昏了过去。吓坏了的健民放声大哭，听到哭声赶来的工人赶紧通知了我母亲，把我送进了医院，缝了好几针呢。至今，我的眉心仍有一个淡淡的疤痕，偶尔也会有些头痛。
“到我家去坐坐吧，”健民说，“聊聊。”
健民的家在力行街的盐业公司家属院，很近。我们边走边聊，他知道了我现在是在家里的饭馆端盘子，也在认真读书。我知道他现在是界首二中的教师，有了一份安定的正式工作。不过到了健民家，我感觉如同找到了宝藏，他的书柜上有不少我没有看过的书，健民说那些都是他在芜湖师专上学时买的。我毫不客气，选了两本借走看，当然，是要承诺好借好还的。
就此，与老友健民恢复了关系，当然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份友谊对我的未来有多大影响。
我的家是在解放四大街，街分南北两段，中心是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过了十字路口，走在街边的我忽然听到了很奇怪的音乐，不是歌曲，就是有节奏感的循环播放的音乐。循声望去，声音来自卖瓜子的老陈那间很小的门面。解放四大街的北段是简称附小的界首师范附属小学，老陈的门面我也是经常路过的，里面除了卖他自炒的葵花籽，还有一些小孩子们喜欢的零食和小学生们用得到的本子和文具。不过我走近之后，发现房间里面多了一个方桌，上面放着一台14英寸的彩电，屏幕上面，是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小人儿在一蹦一跳地上台阶。再看墙壁上，那些零食、本子文具什么的都用夹子夹着挂在了上面。
方桌的前面，一个坐在小马扎上的男孩子手里捧着一个黑色的奇怪东西，神情紧张地在上面按来按去。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电视机里面的那个小人儿是被这个男孩子控制的，这可是很有意思。我也喜欢看动画片，眼前屏幕上精致的卡通背景如同动画片一般，而里面的人物居然是可以控制的！
那个小人儿上了台阶顶部，停顿了一下，然后奋力一跳，整个人落在一个高高的旗杆上，把上面的三角旗子扯了下来，随即跑进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堡。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城堡的上方放起了噼里啪啦的礼花。
“过关了？”坐在一边的老陈扭头看看屏幕，“下一关还继续打不？打的话，再加一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