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吴涤清的歌
我陪着健民走出店门，健民推上停在门口的单车，我们一路向北。建民说离他上课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边走边聊。
我忽然发现，在外上学归来的健民的见识远远高于我这个蜗居于小城的宅男，从他的口中，我对所谓的“电子游戏”开始有了实质性的了解。
“我们内地是叫做电子游戏，”健民说，“可是在港台呢，他们叫做电动玩具，打游戏叫做打电动。”
我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一首歌，不假思索，我就低声唱了出来：“电动玩具乒乓的跳，点唱机里又吼又叫，少年们，手动心也跳，五元五元的往下掉 。老板在一旁偷偷笑，今天口袋又饱饱，心里的高兴无人晓，赶快回家数钞票。少年输光了回家要，妈咪不给就动歪脑。平时上课从不迟到，作业功课呱呱叫，如此一来不得了，品性成绩也往下掉。妈咪流泪爹地都跳，就连小狗都不敢叫。望子成龙的梦飞跑，父母脸上失去了笑，一天到晚孩子找不到，气得把嘴唇天天咬。听一句至诚的劝告，重新背起了你的书包，快快回到你的学校，使你全家都乐陶陶。”
健民有些惊奇地打量着我，等我哼完了，这才笑着说：“这首歌你也会啊，在哪儿学的？”
“文化馆门口有一个简易铁房，”我反手指指南边，“那是松山的二哥开的磁带店，前两年经常放吴涤清的这首歌。歌词简单好记，迪斯科的旋律嘛，听来听去就记住了。”
“吴涤清是翻唱的，”健民一笑，“原唱是刘文正。”
对于没有录音机的我而言，刘文正这个名字我并不熟悉。不过，经过健民的解释，倒是彻底理解了电动玩具的概念。在这之前，我还以为这首歌里的电动玩具是电影里面所展示的遥控的玩具呢。
“健民，”我觉得他玩的飞机游戏挺热闹的，“你玩的那个打飞机的游戏怪有意思，什么名字？”
“《1942》，”健民说，“模拟空战的纵版射击游戏。”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我继续追问，“你怎么知道的？”
健民笑了：“游戏开始之前，显示的名字就是《1942》。还有，那些英文或日文名字的游戏，游戏店的老板都会把中文的名字写下来，贴在电视机屏幕的上方。”
这个我倒是真没注意，因为没打算去玩游戏，也不好意思去问老板。经健民提示后，再去这家游戏店闲逛的时候，我仔细看看，果然如健民所言，游戏的名字都是写在一搾长的纸条上，由此我知道，那个飞机打怪物的游戏叫做《捉虫敢死队》。另外两台机器，一台是《双截龙》，一台是《绿色兵团》。
说起来，因为喜欢电影的缘故，我倒是觉得《1942》还是不错的，在录像厅看的二战电影，还有一些国产的战斗故事片，对日本的零式战机什么的算是比较熟悉。《绿色兵团》感觉太假了，敌人很少开枪，主角拿着匕首打天下，看着是很热闹，感觉不真实啊。那个《双截龙》一开始感觉不错，可过不多久作为看客的就感到无聊了。无他，在这里玩的人大多数都学会了肘击这一招，向前紧走几步，背对敌人站着，敌人靠近就是反身重重一记肘击，威力大，却也超无聊。嗯，或许会玩的人不觉得无聊吧。
与健民分手后，我回到家中，依旧如往常般坐在书柜前读书。我也并不想如同健民那样把自己的零花钱投入到街机游戏上，一块钱四个游戏币，有点小贵，我三天前买了厚厚一本《中国历代英烈传》，定价才两块二（平装版）。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小说的阅读上，我想写小说，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因为一个邻居而改变了。
我的邻居是煤建公司，一个国营单位。这个拥有临街门面的单位在热闹的春节之后，把最南段那一间作为公司的营业办公室，其余门面都租了出去。办公室里有新调来的工作人员，这个人就是涛哥。
第一次见到涛哥，他给我的印象有些古怪。第一眼的印象，他就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喜欢展露肌肉。再深入了解，又感觉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读书多，这一点，我很喜欢。
有了共同的话题，涛哥是我那段时间接触最多的朋友。松山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生意，健民只有在周末才能畅快地跟他说说话，而我只要一转身就能到煤建公司找涛哥，这是最方便的，通过涛哥，我也认识了一些同龄的文友。
也许是巧合，我平生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定为《游戏》，与电子游戏无关，只是感叹人生的际遇有如在做游戏，写的一个幻想的虚构故事，灵感源于自己的一个假设：渴望买书的男孩偷了自己家里的自行车，低价卖了钱买书。故事结构有点受侦探小说的影响。写写改改，最后成稿是一个三千多字的小短篇。除了鼓励我写作的妻子，我没敢把这篇习作拿出来，最后得知县文联举办“保险杯”征文比赛，抄了一稿托一位父辈送到文联，而且还忘记署上名字了。
煤建公司的门面后来撤了，办公室移到了后面的大院子里，涛哥也随之安置到二楼工作。如往常一样，下午我跑去找他说话。我们聊了一会关于文联征稿的事情，涛哥忽然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问我：“柴进，你说一下对这首诗的理解。”
他掀开的那一页，是北岛的短诗：《迷途》。
这可是有些难为我了。因为我一向喜欢小说，对诗歌只是简单的看看而已，理解也依旧仅限于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的那些，北岛和朦胧诗我仅仅从报刊上知道而已。
涛哥的嘴角微微翘起，这是对我的挑战吗？
我忽然发现，在外上学归来的健民的见识远远高于我这个蜗居于小城的宅男，从他的口中，我对所谓的“电子游戏”开始有了实质性的了解。
“我们内地是叫做电子游戏，”健民说，“可是在港台呢，他们叫做电动玩具，打游戏叫做打电动。”
我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一首歌，不假思索，我就低声唱了出来：“电动玩具乒乓的跳，点唱机里又吼又叫，少年们，手动心也跳，五元五元的往下掉 。老板在一旁偷偷笑，今天口袋又饱饱，心里的高兴无人晓，赶快回家数钞票。少年输光了回家要，妈咪不给就动歪脑。平时上课从不迟到，作业功课呱呱叫，如此一来不得了，品性成绩也往下掉。妈咪流泪爹地都跳，就连小狗都不敢叫。望子成龙的梦飞跑，父母脸上失去了笑，一天到晚孩子找不到，气得把嘴唇天天咬。听一句至诚的劝告，重新背起了你的书包，快快回到你的学校，使你全家都乐陶陶。”
健民有些惊奇地打量着我，等我哼完了，这才笑着说：“这首歌你也会啊，在哪儿学的？”
“文化馆门口有一个简易铁房，”我反手指指南边，“那是松山的二哥开的磁带店，前两年经常放吴涤清的这首歌。歌词简单好记，迪斯科的旋律嘛，听来听去就记住了。”
“吴涤清是翻唱的，”健民一笑，“原唱是刘文正。”
对于没有录音机的我而言，刘文正这个名字我并不熟悉。不过，经过健民的解释，倒是彻底理解了电动玩具的概念。在这之前，我还以为这首歌里的电动玩具是电影里面所展示的遥控的玩具呢。
“健民，”我觉得他玩的飞机游戏挺热闹的，“你玩的那个打飞机的游戏怪有意思，什么名字？”
“《1942》，”健民说，“模拟空战的纵版射击游戏。”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我继续追问，“你怎么知道的？”
健民笑了：“游戏开始之前，显示的名字就是《1942》。还有，那些英文或日文名字的游戏，游戏店的老板都会把中文的名字写下来，贴在电视机屏幕的上方。”
这个我倒是真没注意，因为没打算去玩游戏，也不好意思去问老板。经健民提示后，再去这家游戏店闲逛的时候，我仔细看看，果然如健民所言，游戏的名字都是写在一搾长的纸条上，由此我知道，那个飞机打怪物的游戏叫做《捉虫敢死队》。另外两台机器，一台是《双截龙》，一台是《绿色兵团》。
说起来，因为喜欢电影的缘故，我倒是觉得《1942》还是不错的，在录像厅看的二战电影，还有一些国产的战斗故事片，对日本的零式战机什么的算是比较熟悉。《绿色兵团》感觉太假了，敌人很少开枪，主角拿着匕首打天下，看着是很热闹，感觉不真实啊。那个《双截龙》一开始感觉不错，可过不多久作为看客的就感到无聊了。无他，在这里玩的人大多数都学会了肘击这一招，向前紧走几步，背对敌人站着，敌人靠近就是反身重重一记肘击，威力大，却也超无聊。嗯，或许会玩的人不觉得无聊吧。
与健民分手后，我回到家中，依旧如往常般坐在书柜前读书。我也并不想如同健民那样把自己的零花钱投入到街机游戏上，一块钱四个游戏币，有点小贵，我三天前买了厚厚一本《中国历代英烈传》，定价才两块二（平装版）。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小说的阅读上，我想写小说，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因为一个邻居而改变了。
我的邻居是煤建公司，一个国营单位。这个拥有临街门面的单位在热闹的春节之后，把最南段那一间作为公司的营业办公室，其余门面都租了出去。办公室里有新调来的工作人员，这个人就是涛哥。
第一次见到涛哥，他给我的印象有些古怪。第一眼的印象，他就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喜欢展露肌肉。再深入了解，又感觉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读书多，这一点，我很喜欢。
有了共同的话题，涛哥是我那段时间接触最多的朋友。松山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生意，健民只有在周末才能畅快地跟他说说话，而我只要一转身就能到煤建公司找涛哥，这是最方便的，通过涛哥，我也认识了一些同龄的文友。
也许是巧合，我平生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定为《游戏》，与电子游戏无关，只是感叹人生的际遇有如在做游戏，写的一个幻想的虚构故事，灵感源于自己的一个假设：渴望买书的男孩偷了自己家里的自行车，低价卖了钱买书。故事结构有点受侦探小说的影响。写写改改，最后成稿是一个三千多字的小短篇。除了鼓励我写作的妻子，我没敢把这篇习作拿出来，最后得知县文联举办“保险杯”征文比赛，抄了一稿托一位父辈送到文联，而且还忘记署上名字了。
煤建公司的门面后来撤了，办公室移到了后面的大院子里，涛哥也随之安置到二楼工作。如往常一样，下午我跑去找他说话。我们聊了一会关于文联征稿的事情，涛哥忽然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问我：“柴进，你说一下对这首诗的理解。”
他掀开的那一页，是北岛的短诗：《迷途》。
这可是有些难为我了。因为我一向喜欢小说，对诗歌只是简单的看看而已，理解也依旧仅限于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的那些，北岛和朦胧诗我仅仅从报刊上知道而已。
涛哥的嘴角微微翘起，这是对我的挑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