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辩论的主将
末了，山本剑三还羞涩涩地说，希望能为我洗一次头，梳一次发辫。
我一口喷出蘸酱生鱼片，干呕起来。剑三狂吓一跳，赶紧收起膝盖，跪过来，给我捶背揩嘴擦衣，动作比女人还轻柔。那时我盘膝坐在榻榻米上，乐呵呵地喘息了半天。
我放弃了羞辱山本剑三的绝佳机会，不是不想报复，而是实在受不了那个恶心劲。为了省钱，我一般是自己洗头梳辫，特别累的时候，才去理发店。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极多，拖着辫子晃荡的男子到处都是，把几十年前赴日谋生的本朝人开的理发店挤得水泄不通。店老板多半剪了辫子，归化日本国了，没归化的也是西装短发，不过梳辫子的技艺居然丝毫不差。有些日本人开的理发店为了抢生意，也培训女员工怎么给男人梳头结辫。有的男生为了贪恋日本女人的绕指柔，就去日本理发店，但去了一次后多半就不再去了，因为受不了店员顾客的指点窃笑。当然，不排除有人把耳朵一塞，到日本理发店闭目一坐，掩耳盗铃地大享日本女子的指尖与清国男人发辫**的爱了。
我敷衍着吐出几段动人的言辞，把山本剑三哄得欢跳而去。此后，我再也不接受日本同学的请吃请玩了，潜心读书，一来为完成学业，二来为保护头上的辫子。那时革命党和保皇党在东京闹得厉害，聚会，演讲，招新，募捐，在报纸上辩论，攻讦。在食堂吃饭时，不时有“辫子生”老鼠般溜过来，塞给我一份报纸，低声叫我参加某月某日的演讲会，康有为先生将做重要演讲。还有剪了辫子的留学生从林子里窜出来，堵住我，神秘兮兮地问我想不想剪掉脑后那根长长的赘物，他兜里有世界上最锋利的剪刀，吓得我落荒而逃。原来不少革命党有个癖好，就是冷不防冲上去剪掉对手的辫子，文雅点的革命党会首先问你愿不愿意，我那天碰到的就是文雅的革命党。于是，保皇派学生出门都是三五成群的，绝不单独外出。东京的校园里常常流传着谁谁谁不留神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气得差点跳楼的新闻。有一天，我在校门口不小心又碰到了那个要剪我辫子的西装留学生，他和一个穿和服的持剑女人在一起。那个日本女人见西装生冲我打招呼，就当的一声抽出利剑，明晃晃地指着我，厉喝：“就是他吗？他不敢剪辫子，我用剑削了它！”我顿时懵了，难不成日本女人也干涉起清国留学生的头发了？所幸我当时和几个日本同学在一起，谅他们不敢动手。后来我终于得知，那个舞剑的“公孙大娘”不是日本人，而是浙江留学生、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
开初，这个乱哄哄的留学生世界因其自由奔放使我颇为兴奋，但是很快，我就厌烦了。我的血液里涌动着复仇的意志，阿玛额娘和姐姐的眼睛在天上看着我，收养我的肃亲王隔海看着我，我必须苦练本领，弃绝空谈，才能欣慰他们的目光。于是我开始逃避那些有辫子没辫子的同胞们，头悬梁，锥刺股，咽着血和泪，一门心思读书。
学铁路工程非常辛苦，不但要去野外勘探，去铁路见习，还要学高等数学、物理学、地质学，甚至要研究星相，几乎要把一个修铁路的变成达芬奇式的百科全书派大师。而且，本着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培养原则，东京大学要求每个学生必修15个学分的人文科目，于是我选了西方政治学这门课。
我没想到，这门课差点毁了我。课堂上，清国留学生黑压压的一大片。第一天，一群拖辫子的和一群剪了辫子的骂成一团，双方在前十排挨挨挤挤地各坐一边，泾渭分明。我刚进教室，他们就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是最后一排。他们哄堂大笑，不理我了。有人窃窃私语，似乎在议论我和肃亲王的关系。我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像一只仙鹤孤傲地走向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稀稀拉拉地坐着七八个非派别的逍遥同胞，有辫的没辫的都有，他们见我加入，都很高兴，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政治聚餐。出于礼貌，我口头答应了，心里却疑心他们是另一群山本剑三。
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世界，逍遥于保皇党和革命党之外的人寥寥无几，大抵由于三个原因，一曰胆小怕事，二曰漠不关心，三曰维护现存体统。我自然是那原因之三，但从未当众说出来，一个连本领都没学会的毛小子有什么资格去谈维护帝国体制！但我心里是不耻于那些各省来的官派留学生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到日本不过一年，就高喊“西学救国”的口号，不是加保皇党，就是入革命党，一边数着朝廷给他们的钱，一边谋划着怎么把朝廷虚化或摧毁的现代化方略。
老师进来了。教这门课的是一个身高体壮的虬髯大汉，叫三岛唯力。他一现身我就惊叹不已，那大猩猩般的恐怖体格简直是西方列强对外武力政治学的象征，让他上这门课真是太协调了。他挥舞拳头，上蹿下跳，嗓门粗野，震得最后一排的我耳膜发麻。他很喜欢启发学生，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时候，他就拿东方古代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的君主专制做比较，鼓动学生讨论。于是清国留学生一跃而起，趁机把课堂变成了国家命运的辩论场，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看得日本学生一惊一愣的，最激烈时，噼噼啪啪地用大清官话互相咒骂，甚至捋起袖子要动手。三岛唯力则咧着白牙森森的大嘴巴，乐呵呵地毫不干预，似乎很享受中国人的内斗，不时像狼一样伸出血红的舌头，嗜血般地舔一下毛茸茸的嘴唇。
保皇党和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我从报纸上早已获知。第一次从报纸上见到革命党的议论时，吓得我就像手心钻出十条毒蛇似的，立马扔掉报纸，没命般地逃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看革命党和保皇党的报纸，就是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遭遇他们的言行，也关上眼睛跳过不读，在食堂或别的地方遇到两派学生的争论，或是望见一个剪了辫子的学生，我都会远远地避开。可是，为了完成学业，这门西方政治学不得不上，不得不睁开眼睛。尽管我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革命党从报纸上跳下来，挥着铁拳叫嚣要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时，我还是吓得脸色刷白，两股战战。老祖宗呀，革命党竟然想消灭我所依附的大清王朝，砸烂我向八国联军复仇的基石！
两派辩论的主将——钟期余和成小功——看上去都是杰出人物，学识渊博，思维敏锐，不同的除了衣着发型，似乎还有言词的表达方式。钟期余是东京大学保皇派学生领袖，出身广东富商之家，自费留学生，是个笑眯眯的大胖墩，活像一尊活佛，八面玲珑，人缘极好。他穿着长衫，挥着写有巨大“钟”字的折扇，举止优雅，说话慢条斯理，但总是点到要害，讲起君主立宪的主张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成小功却是四川的贫苦小农出身，据说父母都被官府逼死后，流浪到长江边做苦力，从重庆做到武汉，从武汉做到上海，从上海做到香港，有一天听到孙文的演讲后，就跟着跑到日本来了，一边做苦工一边念书，竟然做了革命党的学生领袖。成小功没钟期余那般涵养，拳头狂挥，面红耳赤，脖子上的青筋根根暴露，简直要跳出来鞭笞钟期余似的，说到悲愤处，像女人样嚎啕大哭。钟期余很有战术，笑眯眯地欣赏小功先生的表演，一点也不恼，待这头怒狮气喘吁吁被自己累得半死后，他才狠狠一拉弓，给对手致命的一箭。
我一口喷出蘸酱生鱼片，干呕起来。剑三狂吓一跳，赶紧收起膝盖，跪过来，给我捶背揩嘴擦衣，动作比女人还轻柔。那时我盘膝坐在榻榻米上，乐呵呵地喘息了半天。
我放弃了羞辱山本剑三的绝佳机会，不是不想报复，而是实在受不了那个恶心劲。为了省钱，我一般是自己洗头梳辫，特别累的时候，才去理发店。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极多，拖着辫子晃荡的男子到处都是，把几十年前赴日谋生的本朝人开的理发店挤得水泄不通。店老板多半剪了辫子，归化日本国了，没归化的也是西装短发，不过梳辫子的技艺居然丝毫不差。有些日本人开的理发店为了抢生意，也培训女员工怎么给男人梳头结辫。有的男生为了贪恋日本女人的绕指柔，就去日本理发店，但去了一次后多半就不再去了，因为受不了店员顾客的指点窃笑。当然，不排除有人把耳朵一塞，到日本理发店闭目一坐，掩耳盗铃地大享日本女子的指尖与清国男人发辫**的爱了。
我敷衍着吐出几段动人的言辞，把山本剑三哄得欢跳而去。此后，我再也不接受日本同学的请吃请玩了，潜心读书，一来为完成学业，二来为保护头上的辫子。那时革命党和保皇党在东京闹得厉害，聚会，演讲，招新，募捐，在报纸上辩论，攻讦。在食堂吃饭时，不时有“辫子生”老鼠般溜过来，塞给我一份报纸，低声叫我参加某月某日的演讲会，康有为先生将做重要演讲。还有剪了辫子的留学生从林子里窜出来，堵住我，神秘兮兮地问我想不想剪掉脑后那根长长的赘物，他兜里有世界上最锋利的剪刀，吓得我落荒而逃。原来不少革命党有个癖好，就是冷不防冲上去剪掉对手的辫子，文雅点的革命党会首先问你愿不愿意，我那天碰到的就是文雅的革命党。于是，保皇派学生出门都是三五成群的，绝不单独外出。东京的校园里常常流传着谁谁谁不留神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气得差点跳楼的新闻。有一天，我在校门口不小心又碰到了那个要剪我辫子的西装留学生，他和一个穿和服的持剑女人在一起。那个日本女人见西装生冲我打招呼，就当的一声抽出利剑，明晃晃地指着我，厉喝：“就是他吗？他不敢剪辫子，我用剑削了它！”我顿时懵了，难不成日本女人也干涉起清国留学生的头发了？所幸我当时和几个日本同学在一起，谅他们不敢动手。后来我终于得知，那个舞剑的“公孙大娘”不是日本人，而是浙江留学生、人称“鉴湖女侠”的秋瑾。
开初，这个乱哄哄的留学生世界因其自由奔放使我颇为兴奋，但是很快，我就厌烦了。我的血液里涌动着复仇的意志，阿玛额娘和姐姐的眼睛在天上看着我，收养我的肃亲王隔海看着我，我必须苦练本领，弃绝空谈，才能欣慰他们的目光。于是我开始逃避那些有辫子没辫子的同胞们，头悬梁，锥刺股，咽着血和泪，一门心思读书。
学铁路工程非常辛苦，不但要去野外勘探，去铁路见习，还要学高等数学、物理学、地质学，甚至要研究星相，几乎要把一个修铁路的变成达芬奇式的百科全书派大师。而且，本着人文与科学并重的培养原则，东京大学要求每个学生必修15个学分的人文科目，于是我选了西方政治学这门课。
我没想到，这门课差点毁了我。课堂上，清国留学生黑压压的一大片。第一天，一群拖辫子的和一群剪了辫子的骂成一团，双方在前十排挨挨挤挤地各坐一边，泾渭分明。我刚进教室，他们就问我是哪一派。我说，我是最后一排。他们哄堂大笑，不理我了。有人窃窃私语，似乎在议论我和肃亲王的关系。我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像一只仙鹤孤傲地走向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稀稀拉拉地坐着七八个非派别的逍遥同胞，有辫的没辫的都有，他们见我加入，都很高兴，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政治聚餐。出于礼貌，我口头答应了，心里却疑心他们是另一群山本剑三。
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世界，逍遥于保皇党和革命党之外的人寥寥无几，大抵由于三个原因，一曰胆小怕事，二曰漠不关心，三曰维护现存体统。我自然是那原因之三，但从未当众说出来，一个连本领都没学会的毛小子有什么资格去谈维护帝国体制！但我心里是不耻于那些各省来的官派留学生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到日本不过一年，就高喊“西学救国”的口号，不是加保皇党，就是入革命党，一边数着朝廷给他们的钱，一边谋划着怎么把朝廷虚化或摧毁的现代化方略。
老师进来了。教这门课的是一个身高体壮的虬髯大汉，叫三岛唯力。他一现身我就惊叹不已，那大猩猩般的恐怖体格简直是西方列强对外武力政治学的象征，让他上这门课真是太协调了。他挥舞拳头，上蹿下跳，嗓门粗野，震得最后一排的我耳膜发麻。他很喜欢启发学生，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时候，他就拿东方古代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的君主专制做比较，鼓动学生讨论。于是清国留学生一跃而起，趁机把课堂变成了国家命运的辩论场，面红耳赤，声嘶力竭，看得日本学生一惊一愣的，最激烈时，噼噼啪啪地用大清官话互相咒骂，甚至捋起袖子要动手。三岛唯力则咧着白牙森森的大嘴巴，乐呵呵地毫不干预，似乎很享受中国人的内斗，不时像狼一样伸出血红的舌头，嗜血般地舔一下毛茸茸的嘴唇。
保皇党和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我从报纸上早已获知。第一次从报纸上见到革命党的议论时，吓得我就像手心钻出十条毒蛇似的，立马扔掉报纸，没命般地逃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看革命党和保皇党的报纸，就是在日本人办的报纸上遭遇他们的言行，也关上眼睛跳过不读，在食堂或别的地方遇到两派学生的争论，或是望见一个剪了辫子的学生，我都会远远地避开。可是，为了完成学业，这门西方政治学不得不上，不得不睁开眼睛。尽管我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革命党从报纸上跳下来，挥着铁拳叫嚣要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时，我还是吓得脸色刷白，两股战战。老祖宗呀，革命党竟然想消灭我所依附的大清王朝，砸烂我向八国联军复仇的基石！
两派辩论的主将——钟期余和成小功——看上去都是杰出人物，学识渊博，思维敏锐，不同的除了衣着发型，似乎还有言词的表达方式。钟期余是东京大学保皇派学生领袖，出身广东富商之家，自费留学生，是个笑眯眯的大胖墩，活像一尊活佛，八面玲珑，人缘极好。他穿着长衫，挥着写有巨大“钟”字的折扇，举止优雅，说话慢条斯理，但总是点到要害，讲起君主立宪的主张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成小功却是四川的贫苦小农出身，据说父母都被官府逼死后，流浪到长江边做苦力，从重庆做到武汉，从武汉做到上海，从上海做到香港，有一天听到孙文的演讲后，就跟着跑到日本来了，一边做苦工一边念书，竟然做了革命党的学生领袖。成小功没钟期余那般涵养，拳头狂挥，面红耳赤，脖子上的青筋根根暴露，简直要跳出来鞭笞钟期余似的，说到悲愤处，像女人样嚎啕大哭。钟期余很有战术，笑眯眯地欣赏小功先生的表演，一点也不恼，待这头怒狮气喘吁吁被自己累得半死后，他才狠狠一拉弓，给对手致命的一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