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国初识廖进军（一）
仓巷和红旗口是江州市区的两个社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似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我是在踢足球时认识廖进军的，而廖进军当时却根本没有记住我。可这并不影响我们后来成为一生的挚友。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据说仓巷的地名与粮仓结缘，远在宋代最繁华时的仓巷，一条巷子长约两百米，而与粮食买卖相关的店铺就占地一百五十米，可谓名副其实的仓巷。但建国出生的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没有谁人有雅兴关心这条巷子为什么叫仓巷，而不叫其他什么巷，什么街。
仓巷周边地带，小街小巷的特多，而以仓巷为最大，也数仓巷最有名气，也叫得大气叫得吉利叫得响亮。与仓巷相交叉相通相联的小巷子七个丫叉八个头，什么拖板桥、一人巷、水炉巷、堂子巷、网巾桥巷、岗子湾、簸箕巷、小码头街等等，条条巷子通仓巷。
仓巷里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吃喝拉撒品种齐全。粮店小吃店杂货店干货店煤球店自来水站老虎灶，剃头的修车的修钟表的箍桶的修鞋的做衣服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菜的，还有公共厕所还有丧葬一条龙服务的。有些店铺小得可怜，有的干脆就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摊子。
至于来来往往走动提供服务的也是不可胜数：送水的送煤球的送信的磨剪子的炸炒米的倒马子的。“磨剪子来——戗——铲——刀——”的吆喝声给人的印象最深，那磨剪子的声音总是洪亮悠扬并富有韵味，也许那是后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起了强化作用；“炸——炒米哦——”的吆喝声最有诱惑，那最后一个“哦”字一定是拖得很长很长，生怕人家听不到，不久就会听到“砰”一声爆炸声，然后就香气四下弥漫，甜味沁人肺腑——那香是真的可以闻到的，那甜则是味蕾下意识的反应。虽然那甜只是糖精的味道，但毕竟有甜的成份，足以刺激人的大脑，感觉上得到了满足。
能够炸炒米的人家相对比较富裕一点，围观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得到一小把炒米的赏赐，又香又甜，吃得过年了。如果得不到那可能仅仅是由十多，二十多粒大米或中米炸出来的膨化大了若干倍的炒米，围观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口无遮拦地表示不满，说这家大人“小气鬼”“小儿痨”，如果这大人家有小孩在场，他们会使眼色，怂恿自己的同伴能够主动意思意思；如果对方仍然没有表示，则振振有辞地表示，以后不和你玩了；然后就一哄而散，以示不屑这一小撮炒米，虽然已经是满嘴的唾液。
也有孩子会眼睁睁地盯着人家，那香味那甜味被米袋子或什么盆子什么钵子装走，且越来越远，直至了无踪影。那些孩子可能会下意识地舔舔嘴角，好像那嘴角上沾有那甜那香的些许残留。
文革初期，有红卫兵强行将仓巷改名为红旗口侧街，一是往红旗上靠，时髦；二是往红旗口靠，叨光。
紧邻仓巷位于仓巷的正南方向有一大片整齐划一的宽宅大院，江州人习惯叫它军区大院，军区大院的所在地叫红旗口。红旗口比仓巷名气大得多，而且是另外一种风貌。
红旗口和仓巷虽然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差不多就如老子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况。
如果将仓巷比作殷实人家的话，红旗口就是豪门深院。将仓巷改名为红旗口侧街，是沾了红旗口的光，既响亮又时髦，改就改罢，这一改就是12年，正好一轮。后来又改了回来，反而议论纷纷，不是说不要改回来，而是说当初根本就不应该改。什么红旗口侧街，多拗口，想叨光呢，又沾不上光，反而让人瞧你不起。就像旧时的老爷子娶的偏房，再年轻再漂亮，那地位那名分是不会改变的；也像后来做二奶做小三的，虽然也有人羡慕，但归根结底不是正房，即使哪天扶了正，但底细就是那个底细，是改不了出身的。
说起红旗口，那也是有相当历史的。
红旗口与红旗有关，但与人们想像中的“红旗”无关，了解一点历史即可知。红旗口，乃清代红旗兵驻地，地名以此而来。据说红旗口明代就是军营，民国也是军营，可为什么保留下了清代的红旗口这一地名？红旗只是清代的八旗（有正、镶红白黄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之一（或之二），为什么这里不曾有黄旗口、白旗口和蓝旗口的地名。这，恐怕又与革命有关。因为红旗，是革命的标志，是反抗与战斗的信号；也因为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解放军的军营，省军区就曾在这里挂牌办公，军队干部及其家属也在这里落地生根，“红旗”这一名称也就越发叫得响亮，这似乎又与中国当代社会人们的现代思维有关。
凡与这块土地有关的毫无例外地打出了“红旗”的旗号。红旗居委会、红旗人民公社、红旗中学、红旗小学、红旗幼儿园、红旗医院、红旗纸盒厂，红旗派出所、红旗商店、红旗小吃店、红旗理发店等等应时而生。特别是65式军装从统帅到士兵一律“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历时二十多年，更是推动了“红旗”的扩展，强化了“红旗”的意识，丰富了“红旗”的内涵。
红旗口一带的居民显然自豪，以居住地为荣，比起仓巷的居民，比起什么鼓楼岗，喜鹊湾的居民在自我感觉上自然得意了许多。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咧。
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革命群众组织如红旗兵团、红旗战斗队、红旗红卫兵、红旗红小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且因为有“红旗”两字，徒增了革命的质感、革命的传统和革命的厚重。而这个时候的“红旗”，就不仅仅是“红旗”那块地皮上的“红旗”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据说仓巷的地名与粮仓结缘，远在宋代最繁华时的仓巷，一条巷子长约两百米，而与粮食买卖相关的店铺就占地一百五十米，可谓名副其实的仓巷。但建国出生的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没有谁人有雅兴关心这条巷子为什么叫仓巷，而不叫其他什么巷，什么街。
仓巷周边地带，小街小巷的特多，而以仓巷为最大，也数仓巷最有名气，也叫得大气叫得吉利叫得响亮。与仓巷相交叉相通相联的小巷子七个丫叉八个头，什么拖板桥、一人巷、水炉巷、堂子巷、网巾桥巷、岗子湾、簸箕巷、小码头街等等，条条巷子通仓巷。
仓巷里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吃喝拉撒品种齐全。粮店小吃店杂货店干货店煤球店自来水站老虎灶，剃头的修车的修钟表的箍桶的修鞋的做衣服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菜的，还有公共厕所还有丧葬一条龙服务的。有些店铺小得可怜，有的干脆就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摊子。
至于来来往往走动提供服务的也是不可胜数：送水的送煤球的送信的磨剪子的炸炒米的倒马子的。“磨剪子来——戗——铲——刀——”的吆喝声给人的印象最深，那磨剪子的声音总是洪亮悠扬并富有韵味，也许那是后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起了强化作用；“炸——炒米哦——”的吆喝声最有诱惑，那最后一个“哦”字一定是拖得很长很长，生怕人家听不到，不久就会听到“砰”一声爆炸声，然后就香气四下弥漫，甜味沁人肺腑——那香是真的可以闻到的，那甜则是味蕾下意识的反应。虽然那甜只是糖精的味道，但毕竟有甜的成份，足以刺激人的大脑，感觉上得到了满足。
能够炸炒米的人家相对比较富裕一点，围观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得到一小把炒米的赏赐，又香又甜，吃得过年了。如果得不到那可能仅仅是由十多，二十多粒大米或中米炸出来的膨化大了若干倍的炒米，围观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口无遮拦地表示不满，说这家大人“小气鬼”“小儿痨”，如果这大人家有小孩在场，他们会使眼色，怂恿自己的同伴能够主动意思意思；如果对方仍然没有表示，则振振有辞地表示，以后不和你玩了；然后就一哄而散，以示不屑这一小撮炒米，虽然已经是满嘴的唾液。
也有孩子会眼睁睁地盯着人家，那香味那甜味被米袋子或什么盆子什么钵子装走，且越来越远，直至了无踪影。那些孩子可能会下意识地舔舔嘴角，好像那嘴角上沾有那甜那香的些许残留。
文革初期，有红卫兵强行将仓巷改名为红旗口侧街，一是往红旗上靠，时髦；二是往红旗口靠，叨光。
紧邻仓巷位于仓巷的正南方向有一大片整齐划一的宽宅大院，江州人习惯叫它军区大院，军区大院的所在地叫红旗口。红旗口比仓巷名气大得多，而且是另外一种风貌。
红旗口和仓巷虽然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差不多就如老子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况。
如果将仓巷比作殷实人家的话，红旗口就是豪门深院。将仓巷改名为红旗口侧街，是沾了红旗口的光，既响亮又时髦，改就改罢，这一改就是12年，正好一轮。后来又改了回来，反而议论纷纷，不是说不要改回来，而是说当初根本就不应该改。什么红旗口侧街，多拗口，想叨光呢，又沾不上光，反而让人瞧你不起。就像旧时的老爷子娶的偏房，再年轻再漂亮，那地位那名分是不会改变的；也像后来做二奶做小三的，虽然也有人羡慕，但归根结底不是正房，即使哪天扶了正，但底细就是那个底细，是改不了出身的。
说起红旗口，那也是有相当历史的。
红旗口与红旗有关，但与人们想像中的“红旗”无关，了解一点历史即可知。红旗口，乃清代红旗兵驻地，地名以此而来。据说红旗口明代就是军营，民国也是军营，可为什么保留下了清代的红旗口这一地名？红旗只是清代的八旗（有正、镶红白黄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之一（或之二），为什么这里不曾有黄旗口、白旗口和蓝旗口的地名。这，恐怕又与革命有关。因为红旗，是革命的标志，是反抗与战斗的信号；也因为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解放军的军营，省军区就曾在这里挂牌办公，军队干部及其家属也在这里落地生根，“红旗”这一名称也就越发叫得响亮，这似乎又与中国当代社会人们的现代思维有关。
凡与这块土地有关的毫无例外地打出了“红旗”的旗号。红旗居委会、红旗人民公社、红旗中学、红旗小学、红旗幼儿园、红旗医院、红旗纸盒厂，红旗派出所、红旗商店、红旗小吃店、红旗理发店等等应时而生。特别是65式军装从统帅到士兵一律“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历时二十多年，更是推动了“红旗”的扩展，强化了“红旗”的意识，丰富了“红旗”的内涵。
红旗口一带的居民显然自豪，以居住地为荣，比起仓巷的居民，比起什么鼓楼岗，喜鹊湾的居民在自我感觉上自然得意了许多。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咧。
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革命群众组织如红旗兵团、红旗战斗队、红旗红卫兵、红旗红小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且因为有“红旗”两字，徒增了革命的质感、革命的传统和革命的厚重。而这个时候的“红旗”，就不仅仅是“红旗”那块地皮上的“红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