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集体化农业时代的乡村文学书写——王春林
至今犹记，大约在五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在一篇关于里下河地区长篇小说创作综论的文章中，提及过作家刘仁前的“香河”长篇小说三部曲：“‘香河’三部曲虽然由《香河》《浮城》《残月》三部作品组成，而且三部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分别是1970年代、1980—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但无论是公众的评价，抑或还是我个人的真切感受，都认为其中思想艺术水准最高的一部，乃是以1970年代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第一部《香河》。”①尽管说刘仁前在三部曲里竭尽全力地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三部小说的具体叙写范围，由村（香河村）而县（楚县）而市（月城市），真正可谓渐次扩大，但一直到现在，我都仍然还是坚持当年的判断，认定其中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的确还是第一部《香河》。要想充分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批评家关于日常生活的一段相关论述：“因为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是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总和，它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风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生态史和风俗史。一切其他生活的最终实现总是以日常生活的变化为最终目的的，因此，日常生活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它是起点，又是终点，它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最基本的细胞，因为它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秘密。所以，拒绝日常生活的写作显示的不仅是文学的缺憾，而且是伦理的异化与历史的虚无。”②既然日常生活不仅在所有的生活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而且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秘密，所以，很多优秀的小说作品所关注表现的，便都是可以“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这一方面，最突出不过的一个例证，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刘仁前的三部长篇小说中，《香河》的思想艺术成就之所以最为抢眼，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也恐怕在此。具体来说，能够在充满地域风情色彩的日常生活书写中堪破人性的奥秘，正是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最值得肯定的思想艺术成功处。
但只有在认真地读过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之后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我才似乎在突然间又有了新的发现。倒也不是要否定自己五年前的看法，而是说，除了日常生活的书写这一点之外，倘若从时间的层面上来说，刘仁前更擅长于书写的，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早已成为过去的集体化农业时代。众所周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乡村世界，先后经历了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为突出标志的集体化，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出标志的家庭式或者说个体化的两个不同阶段。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水岭，就是“文革”的结束。尽管我好像也的确没有看到过刘仁前关注表现“文革”后家庭式或者说个体化时代乡村生活的小说作品，但在读完《香河纪事》后，突然间生出的感觉却是，刘仁前的小说笔触，似乎一旦触及到那个已然成为历史的集体化农业时代，仿佛就如神灵附体一般地充满了艺术灵性。回过头来想一想，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中之所以以第一部《香河》最为出色，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作家所关注表现的是里下河地区那一特定的乡村世界真正可谓是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却也与作品所承载表现的，乃是1970年代那一特定时段的集体化农业时代紧密相关。也因此，我们不妨“冒险”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那就是，作家刘仁前的小说写作，最擅长的，一是乡村日常生活书写，二是集体化农业时代。而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正是这样一部集二者于一身的特色殊为鲜明的短篇小说集。
阅读《香河纪事》，首先吸引我眼球的，就是那十五个短篇小说的篇名。“喊工”、“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开夜工”、“看场”、“罱河泥”、“交公粮”“上‘大型’”、“村小”、“文娱宣传队”、“大队部”、“大瓦屋”、“代销店”、“豆腐坊”，这十五个篇名中，直接与集体化农业时代紧密相关的，就有“喊工”、“开夜工”、“看场”、“交公粮”、“上‘大型’”、“文娱宣传队”、“大队部”以及“代销店”、“大瓦屋”等九个。之所以这么说，乃因为这些个名词，其实都是集体化农业时代才可能出现的专有名词。比如，“喊工”。所谓“喊工”，就是指在集体化劳作的农业时代，由生产队的队长以在街巷里大喊大叫的方式安排社员们进行各种农业生产。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每天早上，阿根伙的叫喊声便会准时响起。先是，“各家各户起床啰——起床烧早饭噢——”“隔不了多会子，阿根伙的喊叫声便会再次在村头巷口响起来，只是喊的内容变了。”变成了“上工啰——各家各户快上工啰——”从根本上说，“喊工”乃是集体化农业时代的独有产物。因为大家要一起去参加农业生产的缘故，必须要行动一致才可。要想行动一致，就必须有统一的号令。“喊工”，就是统一号令的具体体现。至于“喊工”在集体化农业时代乡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喊工，是村级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乡村基层权力运行的一种象征。与派工、计工，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喊工”之外的另外八个专有名词，因其状况大多类似于“喊工”，所以，这里也就不再具体展开了。这其中，唯一需要特别提出加以交代的，就是看似与时代无关的“大瓦屋”。小说中写到，在龙窝上，有一座看起来气度不凡的建筑，“这便是村民们常说的‘大瓦屋’，原为某地主的私宅，土改之后划归公有。公社在香河选设医疗卫生点的时候，看中了大瓦屋。虽说大瓦屋现在成了公社的医疗卫生点，但村民们开口闭口，还是习惯叫‘大瓦屋’。”乡村里医疗卫生点的设立，当然也是集体化农业时代的独有产物。只不过，刘仁前更值得肯定的一点，是顺势而为地写出了“大瓦屋”“原为某地主的私宅”的来历，写出了乡村的历史变迁。其他的诸如“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罱河泥”等四种，则是农活的名称。这些农活，虽然在进入家庭式或者说个体化时代之后，也仍然继续存在，但却并不再以社员们群体劳作的方式呈现。“村小”，就是指村里的小学校。按照小说的描写，香河村这个学校只有一三和二四两个复式班，所有的学生加起来也不过四十多位。尽管说现在的很多乡村也还有学校存在，但如同香河村这样只有四十多位学生的状况，恐怕早就停办了。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在那个特定的集体化农业时代，规模这么小的一所“村小”也才会有容身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村小”也不妨被看作是集体化农业时代的一个产物。归根结底，以上十五中乡村事物中，唯有刘仁前关于“豆腐坊”的设定多少显得有点可疑。虽然文本中没有做明确的交代，但依据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来判断，香河村的这个豆腐坊，好像是归属于柳安然先生一家的私家作坊。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包括豆腐坊在内的乡村里所有的手工业作坊，却都是归属于大队的集体产业。因此，关于“豆腐坊”归属的可能性问题，我这里权且提出一点疑问，以就教于刘仁前先生。
但不管怎么说，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即使仅仅只是着眼于十五个短篇小说的标题，我们其实也可以明显见出清晰的集体化农业时代的标志。也因此，别出心裁地书写表现里下河地区集体化农业时代的日常生活景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挖掘勘探人性世界的奥秘，乃可以被看作是刘仁前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在。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看清楚的一点就是，正如同现实生活中的香河村其实是一个人与人、家庭和家庭之间存在着各种彼此勾连的“熟人社会”一样，刘仁前的这一部《香河纪事》，拆开来固然是一共十五个短篇小说，但因为不同的篇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彼此勾连的缘故，所以连缀在一起，却又差不多可以被看作是一部艺术结构相对松散的长篇小说。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整部《香河纪事》中的一个潜在主人公，也就是这个坐落于里下河地区的香河村了。也因此，就会出现人物彼此穿插的参差错落状况。很多时候，这一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到了另外一个短篇小说中，就会变成一个边缘化的“跑边套”人物。无论如何，十五个短篇小说之间那样一种网络状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且让我们从《村小》一篇说起。表面上看是要写村小，实际上，刘仁前的题旨，首先是要揭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乡村权力关系。忽一日，村支书香元突然出现在柳安然家，正式通知，说村委会已经研究决定柳安然的小儿子柳春雨担任香河村小的代课教师，所以，也就不需要再下地干农活了。这样一个消息，让柳家人倍感震惊。却原来，由于家庭成分“高”的缘故，柳家人从来都不敢奢望会有这等好事降临到自家头上。事实上，香元支书之所以要做这种安排，主要因为他看中了柳春雨这个小伙子，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家女儿水妹的乘龙快婿。没想到的是，香元支书竟然在柳家父子这里双双碰壁。柳春雨拒绝的理由，是因为他正和琴丫头处在热恋的过程中，两个人正打得火热。柳安然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深知，他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然，水妹这支书女儿的身份，在其他人看起来，是锦上添花，在柳安然那里却成了悬崖峭壁，高不可攀。他一个旧时文人，成分本来就‘高’，怎么能跟堂堂的支书家结亲，变得桌子板凳一样高呢？这攀龙附凤的事情，如若他柳安然做了，一世于心难安。”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位早已觊觎琴丫头的农技员陆根水，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竟然在水库工地上“霸王硬上弓”地把琴丫头给奸污了。眼看着转机一到，没想到，由于李鸭子出面做媒的缘故，原本是要给柳家的老大柳春耕介绍对象，到最后成全了的，反倒是柳春雨和杨家庄的杨雪花。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围绕柳春雨的婚恋所发生的这一连串故事，就已经勾连起了《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罱河泥》《上‘大型’》《豆腐坊》等最起码六篇。更令人感觉意外的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香元支书的女儿水妹竟然未婚先孕，怀了别人的孩子。眼看着与柳家结缘无望，一时恼羞成怒的香元支书，便想着要把已经有身孕的水妹嫁给农技员陆根水。没想到的是，就在差不多同时，却发生了陆根水奸污琴丫头的事件。这样一来，一向自视甚高的水妹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嫁给陆根水了。经历了如此一番周折之后，恐怕连香元支书自己也不可能料想到，闹来闹去，到最后接替柳春雨成为代课教师的，竟然是那位绰号被叫做“黑菜瓜”的谭跃进。同样的道理，与香元支书的这条线勾连在一起的，也有《交公粮》《文娱宣传队》《大队部》等三篇。如此这般彼此勾连的结果，就使得《香河纪事》中的十五个短篇小说拥有了一种彼此勾连映照的“互文”效应。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彼此存在着“互文”与勾连关系中，香元支书这样一位集体化农业时代的乡村基层干部形象逐渐地浮现了出来。一方面，他固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着私利。如果不是考虑到女儿的婚姻大事，他断然不会让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柳春雨担任村小的代课教师。不但如此，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村里搞一些男女关系，在香元支书，似乎也是在所难免的一种人性弱点。但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说，香元支书却也并非大奸大恶之徒。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因宅基地问题而被免职的故事中。“新规划的宅基地，改变了香河狭长条的村庄形态，变成方整化建制，整体感强，也气派得多。然，新挑的宅基地，土虚，再怎么夯，短期内也不可能夯实。在这样的宅基地上建房，房子的墙基十有八九要陷落，下沉。弄不好，墙壁也会走形，开裂。更为严重的，会造成房屋倒塌，甚至会伤人性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香元身为大队支书。就要遭村民的唾骂，甚至被人记恨一辈子。”面对着如此一种严重的情形，一贯习惯于紧跟上级要求的香元支书，破天荒地不惜违背上级指示，维护了一次香河村民们的利益。尽管到最后他因此而被免除了支书的职务，但却赢得了村民的普遍敬重：“香元这一举动，让村民们从心底为他竖起了大拇指。香元支书算是个有良心的，没有只顾自己往上爬，不顾村民的死活。他是个肩膀上能担分量的男人！”事实上，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宅基地这一笔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笔，使得香元支书成为了《香河纪事》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
某种意义上，能够与香元支书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媲美的，是短篇小说《大瓦屋》中关于三奶奶与王先生情感故事的精彩书写。三奶奶当年被叫做三丫头，她是在年仅十四岁的时候，以童养媳的身份进入王家生活的：“实在说来，跟一般的童养媳相比，三丫头在王家的活并不算重。主要是帮着看管细狗伙（也即年龄比自己小整整七岁的丈夫），照应其日常起居。有时细狗伙尿了、拉了，将脏衣服换下来洗洗，如此而已。”或许与乡村世界带有性启蒙意味的瞎子说书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有关，十四岁的三丫头在这方面竟然也开了窍，不曾等到和自己的小丈夫圆房，就红杏出墙，成了一名与男人有染的妇人。虽然说纸里终归包不住火，但令人惊异处在于，等到事情败露之后，尽管婆婆想方设法试图迫使她招出主儿来，但三丫头却硬是咬着牙不吭一声：“婆婆在剥三丫头衣服时，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现。只有两块铜板，从三丫头衣袋里抖落出来，随着当啷当啷两声，蹦在石磙子上，响声极刺耳，如钢针穿心。三丫头，心在滴血。”就这样，到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和别人生了一个儿子的三丫头，与年仅九岁的细狗伙圆了房。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因为有过这样一个不和谐插曲存在的缘故，他们夫妻之间，虽然到最后一起生育了三个孩子，但感情上却终归还是疙里疙瘩的。如此一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参军后的细狗伙为国捐躯为止。等到三丫头不知不觉变成了三奶奶之后，刘仁前所集中笔力展开描写的，就是她怎样努力地想方设法为“大瓦屋”的医生王先生他们做好饭：“三奶奶为王先生他们做饭，逸逸当当。明天吃什么，三奶奶都事先请教王先生，再去置办。”“只有王先生他们吃开心了，她三奶奶才会跟着开心，满意而归。翌日，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之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对待三奶奶的一贯态度：“王先生对三奶奶倒也是敬重有加，没有嫂子不开口。据说，三奶奶丈夫也姓王。这样一来，王先生叫三奶奶一声‘嫂子’似无不妥。”谜底的被揭开，要等到三奶奶因女儿琴丫头被陆根水奸污一气之下突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面对着重病在床的三奶奶，“享有专家美誉的王先生，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挽救三奶奶的生命。这一回，王先生有些反常，他没同意将三奶奶转院，而是一直坚持留在大瓦屋，自己亲自诊治。”富有深意的一幕，出现在随后的小说结尾处：“王先生在帮忙将三奶奶遗体移离病床时，从她手里掉下两块铜板来，当啷——当啷——在地面上移动着，雪亮雪亮的，极刺眼。王先生立马弯下颇沉重的身体，尽力想捡起，结果一个失重，整个人栽倒在三奶奶的床下，再也没能醒来。”就这样，一直到王先生追随着三奶奶而一起离去之后，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那位当年的三丫头宁愿死也坚决不肯吐露半句的心上人，实际上就是这位王先生。她之所以会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尽心尽意地为王先生他们做饭，根本原因正在于此。面对着如此一种生死不渝的深厚情感，除了发自内心的感叹之外，我们其实做不出任何其他的评价来。
着眼于以上的这些理解与分析，我们在充分认同肯定刘仁前的这部《香河纪事》乃是一条“满溢着人性与风物之美的文学地理之河”③的同时，唯一要增补的一点就是，这条文学地理之河其实更是与集体化农业时代的日常生活叙事紧密相关的。
注释：
①张雯雯、王春林《里下河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略论》，载《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②汪政、晓华《文学以外的文学》，载《上海文学》2015年第2期。
③参见《香河纪事》封底推荐语，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2020年5月11日凌晨0时30分许
完稿于汾西寓所
但只有在认真地读过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之后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我才似乎在突然间又有了新的发现。倒也不是要否定自己五年前的看法，而是说，除了日常生活的书写这一点之外，倘若从时间的层面上来说，刘仁前更擅长于书写的，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早已成为过去的集体化农业时代。众所周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乡村世界，先后经历了以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为突出标志的集体化，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出标志的家庭式或者说个体化的两个不同阶段。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水岭，就是“文革”的结束。尽管我好像也的确没有看到过刘仁前关注表现“文革”后家庭式或者说个体化时代乡村生活的小说作品，但在读完《香河纪事》后，突然间生出的感觉却是，刘仁前的小说笔触，似乎一旦触及到那个已然成为历史的集体化农业时代，仿佛就如神灵附体一般地充满了艺术灵性。回过头来想一想，刘仁前“香河”三部曲中之所以以第一部《香河》最为出色，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作家所关注表现的是里下河地区那一特定的乡村世界真正可谓是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却也与作品所承载表现的，乃是1970年代那一特定时段的集体化农业时代紧密相关。也因此，我们不妨“冒险”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那就是，作家刘仁前的小说写作，最擅长的，一是乡村日常生活书写，二是集体化农业时代。而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正是这样一部集二者于一身的特色殊为鲜明的短篇小说集。
阅读《香河纪事》，首先吸引我眼球的，就是那十五个短篇小说的篇名。“喊工”、“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开夜工”、“看场”、“罱河泥”、“交公粮”“上‘大型’”、“村小”、“文娱宣传队”、“大队部”、“大瓦屋”、“代销店”、“豆腐坊”，这十五个篇名中，直接与集体化农业时代紧密相关的，就有“喊工”、“开夜工”、“看场”、“交公粮”、“上‘大型’”、“文娱宣传队”、“大队部”以及“代销店”、“大瓦屋”等九个。之所以这么说，乃因为这些个名词，其实都是集体化农业时代才可能出现的专有名词。比如，“喊工”。所谓“喊工”，就是指在集体化劳作的农业时代，由生产队的队长以在街巷里大喊大叫的方式安排社员们进行各种农业生产。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每天早上，阿根伙的叫喊声便会准时响起。先是，“各家各户起床啰——起床烧早饭噢——”“隔不了多会子，阿根伙的喊叫声便会再次在村头巷口响起来，只是喊的内容变了。”变成了“上工啰——各家各户快上工啰——”从根本上说，“喊工”乃是集体化农业时代的独有产物。因为大家要一起去参加农业生产的缘故，必须要行动一致才可。要想行动一致，就必须有统一的号令。“喊工”，就是统一号令的具体体现。至于“喊工”在集体化农业时代乡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喊工，是村级权力运行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乡村基层权力运行的一种象征。与派工、计工，共同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喊工”之外的另外八个专有名词，因其状况大多类似于“喊工”，所以，这里也就不再具体展开了。这其中，唯一需要特别提出加以交代的，就是看似与时代无关的“大瓦屋”。小说中写到，在龙窝上，有一座看起来气度不凡的建筑，“这便是村民们常说的‘大瓦屋’，原为某地主的私宅，土改之后划归公有。公社在香河选设医疗卫生点的时候，看中了大瓦屋。虽说大瓦屋现在成了公社的医疗卫生点，但村民们开口闭口，还是习惯叫‘大瓦屋’。”乡村里医疗卫生点的设立，当然也是集体化农业时代的独有产物。只不过，刘仁前更值得肯定的一点，是顺势而为地写出了“大瓦屋”“原为某地主的私宅”的来历，写出了乡村的历史变迁。其他的诸如“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罱河泥”等四种，则是农活的名称。这些农活，虽然在进入家庭式或者说个体化时代之后，也仍然继续存在，但却并不再以社员们群体劳作的方式呈现。“村小”，就是指村里的小学校。按照小说的描写，香河村这个学校只有一三和二四两个复式班，所有的学生加起来也不过四十多位。尽管说现在的很多乡村也还有学校存在，但如同香河村这样只有四十多位学生的状况，恐怕早就停办了。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在那个特定的集体化农业时代，规模这么小的一所“村小”也才会有容身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村小”也不妨被看作是集体化农业时代的一个产物。归根结底，以上十五中乡村事物中，唯有刘仁前关于“豆腐坊”的设定多少显得有点可疑。虽然文本中没有做明确的交代，但依据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来判断，香河村的这个豆腐坊，好像是归属于柳安然先生一家的私家作坊。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包括豆腐坊在内的乡村里所有的手工业作坊，却都是归属于大队的集体产业。因此，关于“豆腐坊”归属的可能性问题，我这里权且提出一点疑问，以就教于刘仁前先生。
但不管怎么说，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即使仅仅只是着眼于十五个短篇小说的标题，我们其实也可以明显见出清晰的集体化农业时代的标志。也因此，别出心裁地书写表现里下河地区集体化农业时代的日常生活景观，并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挖掘勘探人性世界的奥秘，乃可以被看作是刘仁前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在。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看清楚的一点就是，正如同现实生活中的香河村其实是一个人与人、家庭和家庭之间存在着各种彼此勾连的“熟人社会”一样，刘仁前的这一部《香河纪事》，拆开来固然是一共十五个短篇小说，但因为不同的篇什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彼此勾连的缘故，所以连缀在一起，却又差不多可以被看作是一部艺术结构相对松散的长篇小说。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整部《香河纪事》中的一个潜在主人公，也就是这个坐落于里下河地区的香河村了。也因此，就会出现人物彼此穿插的参差错落状况。很多时候，这一个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到了另外一个短篇小说中，就会变成一个边缘化的“跑边套”人物。无论如何，十五个短篇小说之间那样一种网络状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且让我们从《村小》一篇说起。表面上看是要写村小，实际上，刘仁前的题旨，首先是要揭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乡村权力关系。忽一日，村支书香元突然出现在柳安然家，正式通知，说村委会已经研究决定柳安然的小儿子柳春雨担任香河村小的代课教师，所以，也就不需要再下地干农活了。这样一个消息，让柳家人倍感震惊。却原来，由于家庭成分“高”的缘故，柳家人从来都不敢奢望会有这等好事降临到自家头上。事实上，香元支书之所以要做这种安排，主要因为他看中了柳春雨这个小伙子，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家女儿水妹的乘龙快婿。没想到的是，香元支书竟然在柳家父子这里双双碰壁。柳春雨拒绝的理由，是因为他正和琴丫头处在热恋的过程中，两个人正打得火热。柳安然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深知，他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然，水妹这支书女儿的身份，在其他人看起来，是锦上添花，在柳安然那里却成了悬崖峭壁，高不可攀。他一个旧时文人，成分本来就‘高’，怎么能跟堂堂的支书家结亲，变得桌子板凳一样高呢？这攀龙附凤的事情，如若他柳安然做了，一世于心难安。”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位早已觊觎琴丫头的农技员陆根水，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竟然在水库工地上“霸王硬上弓”地把琴丫头给奸污了。眼看着转机一到，没想到，由于李鸭子出面做媒的缘故，原本是要给柳家的老大柳春耕介绍对象，到最后成全了的，反倒是柳春雨和杨家庄的杨雪花。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围绕柳春雨的婚恋所发生的这一连串故事，就已经勾连起了《拔菜籽》《开秧门》《栽棉花》《罱河泥》《上‘大型’》《豆腐坊》等最起码六篇。更令人感觉意外的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香元支书的女儿水妹竟然未婚先孕，怀了别人的孩子。眼看着与柳家结缘无望，一时恼羞成怒的香元支书，便想着要把已经有身孕的水妹嫁给农技员陆根水。没想到的是，就在差不多同时，却发生了陆根水奸污琴丫头的事件。这样一来，一向自视甚高的水妹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嫁给陆根水了。经历了如此一番周折之后，恐怕连香元支书自己也不可能料想到，闹来闹去，到最后接替柳春雨成为代课教师的，竟然是那位绰号被叫做“黑菜瓜”的谭跃进。同样的道理，与香元支书的这条线勾连在一起的，也有《交公粮》《文娱宣传队》《大队部》等三篇。如此这般彼此勾连的结果，就使得《香河纪事》中的十五个短篇小说拥有了一种彼此勾连映照的“互文”效应。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些彼此存在着“互文”与勾连关系中，香元支书这样一位集体化农业时代的乡村基层干部形象逐渐地浮现了出来。一方面，他固然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着私利。如果不是考虑到女儿的婚姻大事，他断然不会让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柳春雨担任村小的代课教师。不但如此，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村里搞一些男女关系，在香元支书，似乎也是在所难免的一种人性弱点。但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说，香元支书却也并非大奸大恶之徒。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因宅基地问题而被免职的故事中。“新规划的宅基地，改变了香河狭长条的村庄形态，变成方整化建制，整体感强，也气派得多。然，新挑的宅基地，土虚，再怎么夯，短期内也不可能夯实。在这样的宅基地上建房，房子的墙基十有八九要陷落，下沉。弄不好，墙壁也会走形，开裂。更为严重的，会造成房屋倒塌，甚至会伤人性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香元身为大队支书。就要遭村民的唾骂，甚至被人记恨一辈子。”面对着如此一种严重的情形，一贯习惯于紧跟上级要求的香元支书，破天荒地不惜违背上级指示，维护了一次香河村民们的利益。尽管到最后他因此而被免除了支书的职务，但却赢得了村民的普遍敬重：“香元这一举动，让村民们从心底为他竖起了大拇指。香元支书算是个有良心的，没有只顾自己往上爬，不顾村民的死活。他是个肩膀上能担分量的男人！”事实上，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宅基地这一笔非常重要。正是这一笔，使得香元支书成为了《香河纪事》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
某种意义上，能够与香元支书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媲美的，是短篇小说《大瓦屋》中关于三奶奶与王先生情感故事的精彩书写。三奶奶当年被叫做三丫头，她是在年仅十四岁的时候，以童养媳的身份进入王家生活的：“实在说来，跟一般的童养媳相比，三丫头在王家的活并不算重。主要是帮着看管细狗伙（也即年龄比自己小整整七岁的丈夫），照应其日常起居。有时细狗伙尿了、拉了，将脏衣服换下来洗洗，如此而已。”或许与乡村世界带有性启蒙意味的瞎子说书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有关，十四岁的三丫头在这方面竟然也开了窍，不曾等到和自己的小丈夫圆房，就红杏出墙，成了一名与男人有染的妇人。虽然说纸里终归包不住火，但令人惊异处在于，等到事情败露之后，尽管婆婆想方设法试图迫使她招出主儿来，但三丫头却硬是咬着牙不吭一声：“婆婆在剥三丫头衣服时，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现。只有两块铜板，从三丫头衣袋里抖落出来，随着当啷当啷两声，蹦在石磙子上，响声极刺耳，如钢针穿心。三丫头，心在滴血。”就这样，到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和别人生了一个儿子的三丫头，与年仅九岁的细狗伙圆了房。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因为有过这样一个不和谐插曲存在的缘故，他们夫妻之间，虽然到最后一起生育了三个孩子，但感情上却终归还是疙里疙瘩的。如此一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参军后的细狗伙为国捐躯为止。等到三丫头不知不觉变成了三奶奶之后，刘仁前所集中笔力展开描写的，就是她怎样努力地想方设法为“大瓦屋”的医生王先生他们做好饭：“三奶奶为王先生他们做饭，逸逸当当。明天吃什么，三奶奶都事先请教王先生，再去置办。”“只有王先生他们吃开心了，她三奶奶才会跟着开心，满意而归。翌日，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之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对待三奶奶的一贯态度：“王先生对三奶奶倒也是敬重有加，没有嫂子不开口。据说，三奶奶丈夫也姓王。这样一来，王先生叫三奶奶一声‘嫂子’似无不妥。”谜底的被揭开，要等到三奶奶因女儿琴丫头被陆根水奸污一气之下突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面对着重病在床的三奶奶，“享有专家美誉的王先生，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挽救三奶奶的生命。这一回，王先生有些反常，他没同意将三奶奶转院，而是一直坚持留在大瓦屋，自己亲自诊治。”富有深意的一幕，出现在随后的小说结尾处：“王先生在帮忙将三奶奶遗体移离病床时，从她手里掉下两块铜板来，当啷——当啷——在地面上移动着，雪亮雪亮的，极刺眼。王先生立马弯下颇沉重的身体，尽力想捡起，结果一个失重，整个人栽倒在三奶奶的床下，再也没能醒来。”就这样，一直到王先生追随着三奶奶而一起离去之后，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那位当年的三丫头宁愿死也坚决不肯吐露半句的心上人，实际上就是这位王先生。她之所以会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尽心尽意地为王先生他们做饭，根本原因正在于此。面对着如此一种生死不渝的深厚情感，除了发自内心的感叹之外，我们其实做不出任何其他的评价来。
着眼于以上的这些理解与分析，我们在充分认同肯定刘仁前的这部《香河纪事》乃是一条“满溢着人性与风物之美的文学地理之河”③的同时，唯一要增补的一点就是，这条文学地理之河其实更是与集体化农业时代的日常生活叙事紧密相关的。
注释：
①张雯雯、王春林《里下河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略论》，载《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②汪政、晓华《文学以外的文学》，载《上海文学》2015年第2期。
③参见《香河纪事》封底推荐语，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2020年5月11日凌晨0时30分许
完稿于汾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