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了我一份名单，我认真看了一遍，指了指一个叫赵刚的人。

    “就看上这一个？”他怀疑我是否看清名单。

    “将不在多，而在精。”

    “算你小子有眼光，这个他妈的杀过两个人。”

    “因为什么？”

    “欺负他卖水果的老娘，防卫过当。”

    “就要他了。”我感觉他就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

    “行，拿着。”他转身而去。

    我在一个小会客厅见到了赵刚，按照我和同学的商量，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位纪实文学作家，采访他是为了写一篇报告文学，而他配合我的采访，可以给他加一分，这些分数决定着他减刑的天数。

    “怎么称呼你？”我尽量装作很职业的样子，拿着笔推开本子。

    “赵刚，大家都叫我刚子，我没有黑道背景，你问我那些我都不知道。”他毕恭毕敬地回答，显然他以为我是一个真的作家，或者会把他提供的素材大白天下，所以他抢先堵住我的发问。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属于临时冲动犯罪，丢了工作，妻子跑了，自己坐了十年大牢。

    “我对黑道没兴趣，我们聊聊天就好。”我想缓解一下他的紧张情绪。

    在我的循循善诱下，他很快与我熟识起来，他的确不能算是个坏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刚参加工作，本来前途大好，结果十年大牢，让一切都破灭了。他现在毫无理想和斗志，唯一担心他的老娘。

    我作势感动得流下两滴眼泪，他有些吃惊，也有些慌乱。

    我说你放心，我有空去帮你看看老娘。他听后受宠若惊，自从他入狱除了老娘和妻子没人来看过他，妻子也在第二年就改嫁他人，再无音讯。

    我适可而止，准备离开，他有些依依不舍。我说你是个好人，我愿意与你交个朋友。他站起来，隔着桌子哭了，但始终没敢过来与我近距离接触，明显是在监狱里森严的管理下有些胆怯和木讷了。我说我有机会来看你，他期待地点点头，我恍然间有些于心不忍。

    我在他余下的两年刑期里，始终没有去看他，而是每月给他母亲寄三千元钱，署名一个作家朋友。

    他出狱第二天就跪在我的办公桌前，我抱着他说出来就好。他望着我的办公室说你改行了。我说改了。他说以后有事你吱声，上刀山下油锅火里来水里去眉头也不皱一下。我笑了笑没说话，我的秘密部队算是开了个头儿。

    这几年，他给我办了几件事，我也给了他不少钱，他很聪明，结交了不少兄弟，却从未介绍给我，我知道他是不想给我惹麻烦，这正是我需要的。谭睿说对他要少用，重用。于是我们经常整年不让他办一件事，也不给他一分钱，但我依旧给他老娘钱。他在东北，日子过得很平淡，事业上几乎没有任何起色。罗浩的事，让我觉得该用他一次了，但仍旧不是一次重用，又不得不用。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刚子，来北京一趟，有事。”

    “好！”他爽快地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晚上，他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已回到东北，我知道他办稳了事。我与他大概两年没见面，他也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我每次给他打电话都是一个新的号码，他也明事理，只有我能找到他，他却从来不找我。

    下午，罗浩被送进医院，伤得并不重，这是我特意交待的，这只是个试探，并不是一个教训，也不是一个报复，这些目前都言之过早。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苏格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