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萍，我到上海了，和记忆中一样，黄浦江边依旧繁华，晚上灯火阑珊的，歌厅影院每个街道都有，等你来了一定要一起去看戏，那部《霸王别姬》真是好极了，听说每场底下坐满了洋人军官，座无虚席。还有摩登发廊，你一直念叨着这个，我去瞧了，从里面走出来的小姐太太的发型可真是美极了，时髦的卷发是你最喜欢的，我一定带你来这烫上最好看的卷发，穿上那身新式旗袍，好似已经望见你有多美丽了。我在上海盼望着你来。“

    君子

    1938年5月16日

    一封远隔太平洋的“家书”捏在刘萍手中，讲述着男友到达上海后简单的出行生活，她逐字读着，生怕遗漏有关千里之外的一字消息。红烛微光遮掩在信纸后方，透出夹层的厚度，原来为躲避出城日本兵的检查，郝君子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讲这封真正的“家书”渡洋传到女友手中。狭小的仓房堆满了报纸，刘萍堪堪用几个纸箱才临时搭出小桌，供她方便阅读。旁边散落铺平的报纸和一团堆在脚边的散发出一种常年未见阳光而发霉的被子，这就是她晚上的住处。

    对着烛光将信纸边缘撕开，这才看见一张薄纸夹在两张信纸中间，刘萍不止的兴奋，因为这是她数十年来与大陆联系的真正的消息。她年幼丧亲，只得跟着舅舅来到了东洋，即使在这参加了马克思主义活动，出版了为躲避和平军抓捕的作家们写的国内“激进”报道，从他们口中了解些许情势，但仍并未真正的知晓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在她幼年零碎记忆里，从前军阀纷乱不断，即使家里从商有些许势力，但父母仍死于其中，她虽能饱食，但街边乞讨人越来越多，后来军阀进城后就好了，或许是赶到别处，亦或者是被杀了，总之小孩子时期的刘萍见到的都是骑着马，腰侧别着手枪，头戴深绿硬挺军帽的军官，或者可能也是下面的兵卒，她分不清，因为每个人都气势汹汹，高于马上审视着一切。

    再后来在东洋长大，用的是“洋货“，读的是高校，听到的思想也是全世界传播的，学到了这些，刘萍才意识到她待的中国社会是落后的，政治是腐败的，思想的封建的。她仍念旧那块土地，她见到了那些在街头激昂演讲救国之道的华人，才知道国人是有在进步的，心中那股不甘热血在奋起，她也加入了为名族大义的行列。

    “这里路边全是流民和饿死的人，全是日本兵没有人管，我从未想过情形是如此的恶劣，站在这里我感受到的只有毫无生机的腐臭，更不用说内陆的处境了。我去了剧院，全是洋人办的唱给洋人听的，在这里不能革命，我要去能自由唱歌演戏写作的地方，听说新军在上海有地下组织，我或许会去那，也算几年在海外的革命找回组织了。不多叙述，这里很危险，每件东西带出城都要被翻查，不要主动联系我，等进了部队安定下来自然会找你，身体康好，你一人也要好好地照顾报社，情势危险注意收手，我不在更要注意安全，勿念。”

    微黄的烛光映在刘萍眉目间，深皱眉头，她不是不担心男友独在的危险处地，但她更不能放下这里的担子。刘萍想着，等这批报道发表出去，她也回国去，哪怕郝君子还未联系她，也能回去自己找到革命道路，算是给二人多一个选择，现在能做更多的只有祈祷郝君子能平安到部队里去。

    轮船抵达黄浦江边，郝君子满身惆怅站在甲板上，一种难言寂寞充斥着十几天的航行，没有亲人陪伴，没有友人送行，没有爱人身边，只有独自望着冲破海浪的另一端的大陆，那片从未踏上的土地。他出生在东洋，从未来过中国，对于这个陌生却又常常在父母口中念叨的家乡，他是期待的。爹娘不住的念叨着回家回家，但战火纷争，谁会放下这份富裕的安宁回去呢？于是这份思乡也只能埋在郝君子的心底。自从跟爱人参加了文化革命，那份回国的念想愈演愈烈，他想看看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

    汽笛声回荡在港口，独自下了船踏上陆地的那刻起，他意识到那些演讲学生说的“革命道阻且长”是什么意思。破败、腐臭、残喘这些词一下子袭涌在思维里，乞丐难民挤满了街边，堆坐着破烂到只剩几根的草席，吃着不知何日的发霉的食物，或坐或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熏臭的大街一下子被挤得只剩下中间车道。来往黄包夫拉着要赶往码头的先生小姐，虽未到盛夏，但汗巾仍湿的往下滴，一行一行的滴在飞奔的街上，又充斥着汗味。在车上的先生脚边多放着皮革质地的箱子，衬衣领带一丝不苟，正襟危坐在后头，仿佛见不到街边的糜烂气息。一旁的女伴打扮时髦艳丽，丝绸的花纹小帽夹戴在精心烫卷的发型上，身上的旗袍都是最流行的款式，细致的妆容配上香薰香水，精致地能比得上那些时尚会，但一旁景象可实在煞风景了，腐烂的臭味里又夹杂着扑鼻的香水味。

    “真是资产阶级！”郝君子拎着箱子，见到这样的街道不由得臭骂，但不知道的是，这已经是上海较体面的大街了，郊外的路边只剩下尸体和匆匆赶路的行人。对于上海的第一印象可不算好，只能进城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