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变 天
民国十八年冬，东台场。
腊月里落了一场薄雪，落在盐圩上，天亮就化净了，只在白花花的盐霜底下留着一层湿。祖父说，这样的雪最坏——看着像盐，踩上去是泥。
祖父姓周。周家的灶在这一场烧了三代人，到他手里是第三伏。他没有名字。族谱上写的是"周成"，是他自己不肯认，说那是他爹给灶头起的，灶头不配有名字，只配有个号。
灶房三间，草是荡里割的芦苇，掺稻草和淤泥垒起来的，屋脊两端挑出两个尖尖的角，像牛角。夜里有风，从串场河上下来，先呜呜地灌进草房的墙缝，再从灶门口兜出来，把火苗按得贴在锅底。
祖父守在灶前。
盘是盘，鑼是鑼。盘大，像一口浅的锅；鑼小，是一只更浅的斗。卤先倒进盘里温着，火气将足，才舀进鑼里，加几片皂角，盐就"立"起来了——白花花的，簟子上一片，蒸汽腾起来，把屋顶的草熏得发亮。
一昼夜为一火伏。灶长按盘鐅的数目定了额马，每一伏该出多少盐，是有数的。
祖父的手在灶膛口翻了一下草。
"火不能灭。"他说，"灭一次，一伏就废了。"
夜里最熬人的不是火，是闲。灶丁守夜，一守一整宿，不能睡，也不敢睡。祖父坐着，膝上搭一条麻袋，眼睛看着灶膛口那一小片亮。火苗一暗，他就往前送一杈草；火苗一亮，他就往后缩一点。人不能离火太近——烤干了嘴唇，烤裂了手背；也不能离火太远——草要塌下去，塌下去就闷，闷出来的烟是黑的，带苦味。
孩子周让那时候还没生。祖父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头，一个在上海的码头上，一个在南通的窑上。灶房里只有祖父一个人守这一夜。
后半夜，来了人。
徐三爷提着灯，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进来。他把手拢在袖子里，鼻子冻得发红，先看了一眼灶上的火，才说：
"老周，明天清册。"
祖父没回头。他把一杈草塞进灶膛，用膝盖顶了顶，才说："哪个册？"
"灶册。"
"清它做啥。"
徐三爷没有立刻答。他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在灶边的条凳上坐下，隔着火看祖父的背影。灯放在脚边，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到祖父脚后跟。
"上头的话，"他说，"灶丁改籍。"
灶上的水响了一声。那是卤滚了，火气到了该起的时候。祖父却没动。
"改什么籍。"
"改民籍。"
祖父这才转过身来。他在这间灶房里站了四十年，从来没有背对着火说话。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擦得很慢。
"民国十八年了，"他说，"改籍。"
"改了。往后你这一户，是民户。"
祖父点点头，好像听懂了的样子。他转回身去，从灶上舀起一杈卤，倒进鑼里。蒸汽腾起来。他撒了皂角。
徐三爷在后面又说："丁课摊到荡上去。你名下那片草荡，按亩征。牌也要交回来。"
"哦。"祖父说。
徐三爷等了一下。
"牌呢。"
"灶长手里。"
"那你明天一早去领，缴上去。"
"哦。"
灯被风带得晃了一下。徐三爷站起来，提起灯。走到门口，他停住，回过头。
"老周。"
"嗯。"
"你这一伏烧完，就不是灶户了。"
祖父没有答。他弯下腰，往灶膛里添了一杈草。
那一夜他没有睡。他把火守到天亮。
火伏是昼夜为一。祖父守过几百个这样的夜，天亮的时候他知道该做什么——先起盐，再装筐，两筐。一筐交垣，一筐自己挑回去，这是他四十年里每一个天亮都做的事。
天亮的时候，最难的那一段就过去了。祖父把鑼里的盐起出来——用竹笆一下一下往笆上扫，扫成一堆，再拢成几堆。盐是白的，细的叫筛盐，粗的成块，叫礓块，薄的成片，叫礓片。分三样装。
他装了两筐。
一筐交垣。垣商是扬州来的，姓蒋，人住在场治的青砖大院里，一条巷子走到底。他每天早上在垣上坐一只篾筐，灶丁把盐倒进去，他用木板刮平，看一眼，称一下，按斤给钱。
一筐他自己挑回去。
徐三爷在院门外等着，手里拿着簿子。
祖父把盐倒进篾筐。蒋先生刮平，称，说：一百三十七斤。
祖父接了钱。
"数目不对。"祖父说，"少两斤。"
蒋先生看了他一眼："潮气。"
祖父没有争。他把钱收进怀里，转身挑起另一筐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徐三爷跟上来。
"老周。"
"嗯。"
"你这两筐——"
祖父把担子放下。
"这一筐是我的。"
"明天起，一斤也不是你的。"
祖父站在那儿。扁担在肩上，压得棉袄陷下去一块。
"我烧了一夜。"
徐三爷低下头去看簿子。
"我知道你烧了一夜。"他说。
祖父挑起筐，走了。
他一直走到灶田边上，把那一筐盐倒进垄里。盐撒在土上，白花花的，风一吹就散开一些。有几只鸡在远处叫，盐场上的鸡是吃盐的，不怕人。
然后他去灶长那里。
灶长姓孟，是个腿脚不便的老头，住在场治西头的一间屋里，屋里常年一股药味。他手里管着本场几十户人家的火伏印牌——木的，巴掌长，刻着场号、户名、盘鐅的数目。
"老周，"孟老头把牌从匣子里翻出来，"你的。"
祖父接过来。
牌很轻，一块薄木片，边上被手汗磨得溜光。上头的字他自己不认得。他认得的是自家灶前那面旗——举火的时候张起来，熄火的时候倒下去。旗是硬的，竹篾的，挂着不动。
他把牌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又翻回正面。
"这个，还能还回来吗？"
孟老头抬起头。
"不用还了。"
祖父把牌放进怀里。放得很慢，像放一样怕碎的东西。
"哦。"他说。
他往回走。走到半路，下起雨来了。
雨不大，落在盐圩上，落在灰坑里，落在亭场上。祖父站住，看了一会儿。
雨是好事。春天要落雨，盐花才凝得成；夏天至午就能起盐花；冬天难，要连着几天风晴，盐花才肯结。冬天的盐花是归土的，得等。
他往回走。回到灶房，把火熄了。
灶膛里的余灰还热着。他拿铁锹把灰扒出来，一锹一锹，倒在亭场上，摊开，摊匀。
摊灰是活儿里的头一步。割回来的草要烧成灰，灰要摊在亭场上晒，太阳一晒，土里的盐分顺着毛细管往上走，被灰吸住。灰里有了卤气，才能往下淋。
他摊完最后一锹，直起腰。
雨下在灰上，灰慢慢黑下去。
第二天清册。场公署的告示贴在盐课司的墙上，纸被潮气泡软了，字还看得清：
……兹据盐务稽核处令，本场灶丁周成，原额丁课摊入所领草荡，按亩征收。原领火伏印牌缴回，灶具造册。此后该户所煎之盐，不在官盐额内……
"不在官盐额内"。
祖父站在墙前看了很久。围着看的人不少，有识字的念了一遍，念完，谁也不说话。
有个老人在人群里挤过来，是隔场的，姓王，那一场三年前就销了号。他如今在县城的砖窑上做工，回来看兄弟的。
"老周，"王老压低了声音，"恭喜。"
"喜什么。"
"成了民了。往后你想走就走，想嫁就嫁，想考就考。"
祖父说："我考什么。"
王老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笑得很响，响得旁边的人都回头看。
"也是。"他说。
祖父挤出来，回灶房去了。
销号还有几样事要办。
第五天，场公署的人来了两个人，要"点具"。祖父的灶上有三具盘、两口鑼，一口锅还有半扇裂了。他们拿绳子在盘口上量了量，在簿子上写了什么。
"盘三，鑼二。"其中一个人念。
祖父站在旁边，听见自己的东西被念成数目。
"这盘鑋，"他问，"收进册了？"
"造册。"
"造完呢。"
那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你如今是民户，"其中一个说，"盘鑋留在灶上，就是私煎。"
祖父没有说话。
他把那三个人送出灶房，送出院门，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院子里的灰坑、亭场、卤池、灶房，都是他的——用四十年烧出来的、没有人来收的一院子东西。
现在这些东西全成了别的东西。
他后来去问过徐三爷。徐三爷不在。过了半个月再问，徐三爷说了一句他一直记得的话：
"老周，你不晓得，往后盐出得少了，官盐就少。官盐少了，上面要想法子想法子。"
"什么法子。"
"招人。"
"招什么人。"
"招会煎盐的。"
祖父后来在灶上又烧了三年。
他不再是灶户了，可他还煎得一手好盐。东台场的灶丁不少，肯在灶上守一整夜的少，肯在雨季里还守的更少。场里的灶大多归了垣商，垣商出锅具、出草荡、出工钱，灶丁只管烧。周家的灶没有垣商来合股，祖父就自己烧自己卖。
卖私盐是罪。《大清会典》里写着，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
头一年他没有卖。他把盐挑到滩上埋了，或者倒进海里。倒进海里要走到很远的地方，要等天黑，路上要过两处盐警的卡子。盐警是拿盐税养的，穿黄军衣，见了盐包就翻。
有一回他挑着一担盐走到卡子，被搜出来了。
搜盐的兵把他带到一个棚子里，问他哪来的盐。他说了实话。兵说，私盐，绑了。
后来是一个相识的巡商用半袋粗粮把他换出来的。巡商跟他讲："你这个罪名，是人定的，不是盐定的。你要是灶户，盐就是你的；你不是灶户，盐就成了贼的。"
祖父问："那我怎么还能是灶户。"
巡商笑了一下。
"你不能。"
那年冬天他病了一场。病里他跟隔壁的一个女人说了一句话，那女人后来把他的这句话说给了很多人听：
"我做了四十年灶。我到最后才想明白一件事——我以为灶是我的。其实灶不是我的。灶是那张牌。牌交了，灶就换了姓。"
病好了以后他还是烧。烧到民国二十三年，草荡的价钱涨了，垣商不再雇他，他就在自家那半灶上，一年烧几担。
那几年他已经不算穷。灶上有了收成，够他一个人吃。他把灶房修了一遍，把漏雨的屋顶重新铺了芦苇，屋脊上那两个牛角他让人用新草扎得更尖。
他跟人解释过很多回：
"灶不能熄。灶一熄，草就荒了。荒了三年，就再也种不回来了。"
这话是真的。盐场的草荡是极难的：头一年割过，第二年新草长不齐，第三年才能烧旺。一片荡荒三年，就等于死了。等新四军到盐阜的时候，本场的荒荡有一百二十万亩。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死在民国二十八年夏，盐城大丰一带闹水荒的那一年。死的时候六十一岁。
周让出生在民国二十三年。
他后来在上海的码头上扛过包，在南通的窑上做过工。他不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在描。他随身带着一样东西，是祖父留下的两块薄木片，巴掌长，一片是火伏印牌，一片是他自己削的灶牌，刻着"周成"两个字——那是族谱上的名字，他祖父一辈子不认，死了以后他刻了下来。
他不知道那两块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带着。
腊月里落了一场薄雪，落在盐圩上，天亮就化净了，只在白花花的盐霜底下留着一层湿。祖父说，这样的雪最坏——看着像盐，踩上去是泥。
祖父姓周。周家的灶在这一场烧了三代人，到他手里是第三伏。他没有名字。族谱上写的是"周成"，是他自己不肯认，说那是他爹给灶头起的，灶头不配有名字，只配有个号。
灶房三间，草是荡里割的芦苇，掺稻草和淤泥垒起来的，屋脊两端挑出两个尖尖的角，像牛角。夜里有风，从串场河上下来，先呜呜地灌进草房的墙缝，再从灶门口兜出来，把火苗按得贴在锅底。
祖父守在灶前。
盘是盘，鑼是鑼。盘大，像一口浅的锅；鑼小，是一只更浅的斗。卤先倒进盘里温着，火气将足，才舀进鑼里，加几片皂角，盐就"立"起来了——白花花的，簟子上一片，蒸汽腾起来，把屋顶的草熏得发亮。
一昼夜为一火伏。灶长按盘鐅的数目定了额马，每一伏该出多少盐，是有数的。
祖父的手在灶膛口翻了一下草。
"火不能灭。"他说，"灭一次，一伏就废了。"
夜里最熬人的不是火，是闲。灶丁守夜，一守一整宿，不能睡，也不敢睡。祖父坐着，膝上搭一条麻袋，眼睛看着灶膛口那一小片亮。火苗一暗，他就往前送一杈草；火苗一亮，他就往后缩一点。人不能离火太近——烤干了嘴唇，烤裂了手背；也不能离火太远——草要塌下去，塌下去就闷，闷出来的烟是黑的，带苦味。
孩子周让那时候还没生。祖父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头，一个在上海的码头上，一个在南通的窑上。灶房里只有祖父一个人守这一夜。
后半夜，来了人。
徐三爷提着灯，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才进来。他把手拢在袖子里，鼻子冻得发红，先看了一眼灶上的火，才说：
"老周，明天清册。"
祖父没回头。他把一杈草塞进灶膛，用膝盖顶了顶，才说："哪个册？"
"灶册。"
"清它做啥。"
徐三爷没有立刻答。他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在灶边的条凳上坐下，隔着火看祖父的背影。灯放在脚边，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到祖父脚后跟。
"上头的话，"他说，"灶丁改籍。"
灶上的水响了一声。那是卤滚了，火气到了该起的时候。祖父却没动。
"改什么籍。"
"改民籍。"
祖父这才转过身来。他在这间灶房里站了四十年，从来没有背对着火说话。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擦得很慢。
"民国十八年了，"他说，"改籍。"
"改了。往后你这一户，是民户。"
祖父点点头，好像听懂了的样子。他转回身去，从灶上舀起一杈卤，倒进鑼里。蒸汽腾起来。他撒了皂角。
徐三爷在后面又说："丁课摊到荡上去。你名下那片草荡，按亩征。牌也要交回来。"
"哦。"祖父说。
徐三爷等了一下。
"牌呢。"
"灶长手里。"
"那你明天一早去领，缴上去。"
"哦。"
灯被风带得晃了一下。徐三爷站起来，提起灯。走到门口，他停住，回过头。
"老周。"
"嗯。"
"你这一伏烧完，就不是灶户了。"
祖父没有答。他弯下腰，往灶膛里添了一杈草。
那一夜他没有睡。他把火守到天亮。
火伏是昼夜为一。祖父守过几百个这样的夜，天亮的时候他知道该做什么——先起盐，再装筐，两筐。一筐交垣，一筐自己挑回去，这是他四十年里每一个天亮都做的事。
天亮的时候，最难的那一段就过去了。祖父把鑼里的盐起出来——用竹笆一下一下往笆上扫，扫成一堆，再拢成几堆。盐是白的，细的叫筛盐，粗的成块，叫礓块，薄的成片，叫礓片。分三样装。
他装了两筐。
一筐交垣。垣商是扬州来的，姓蒋，人住在场治的青砖大院里，一条巷子走到底。他每天早上在垣上坐一只篾筐，灶丁把盐倒进去，他用木板刮平，看一眼，称一下，按斤给钱。
一筐他自己挑回去。
徐三爷在院门外等着，手里拿着簿子。
祖父把盐倒进篾筐。蒋先生刮平，称，说：一百三十七斤。
祖父接了钱。
"数目不对。"祖父说，"少两斤。"
蒋先生看了他一眼："潮气。"
祖父没有争。他把钱收进怀里，转身挑起另一筐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徐三爷跟上来。
"老周。"
"嗯。"
"你这两筐——"
祖父把担子放下。
"这一筐是我的。"
"明天起，一斤也不是你的。"
祖父站在那儿。扁担在肩上，压得棉袄陷下去一块。
"我烧了一夜。"
徐三爷低下头去看簿子。
"我知道你烧了一夜。"他说。
祖父挑起筐，走了。
他一直走到灶田边上，把那一筐盐倒进垄里。盐撒在土上，白花花的，风一吹就散开一些。有几只鸡在远处叫，盐场上的鸡是吃盐的，不怕人。
然后他去灶长那里。
灶长姓孟，是个腿脚不便的老头，住在场治西头的一间屋里，屋里常年一股药味。他手里管着本场几十户人家的火伏印牌——木的，巴掌长，刻着场号、户名、盘鐅的数目。
"老周，"孟老头把牌从匣子里翻出来，"你的。"
祖父接过来。
牌很轻，一块薄木片，边上被手汗磨得溜光。上头的字他自己不认得。他认得的是自家灶前那面旗——举火的时候张起来，熄火的时候倒下去。旗是硬的，竹篾的，挂着不动。
他把牌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又翻回正面。
"这个，还能还回来吗？"
孟老头抬起头。
"不用还了。"
祖父把牌放进怀里。放得很慢，像放一样怕碎的东西。
"哦。"他说。
他往回走。走到半路，下起雨来了。
雨不大，落在盐圩上，落在灰坑里，落在亭场上。祖父站住，看了一会儿。
雨是好事。春天要落雨，盐花才凝得成；夏天至午就能起盐花；冬天难，要连着几天风晴，盐花才肯结。冬天的盐花是归土的，得等。
他往回走。回到灶房，把火熄了。
灶膛里的余灰还热着。他拿铁锹把灰扒出来，一锹一锹，倒在亭场上，摊开，摊匀。
摊灰是活儿里的头一步。割回来的草要烧成灰，灰要摊在亭场上晒，太阳一晒，土里的盐分顺着毛细管往上走，被灰吸住。灰里有了卤气，才能往下淋。
他摊完最后一锹，直起腰。
雨下在灰上，灰慢慢黑下去。
第二天清册。场公署的告示贴在盐课司的墙上，纸被潮气泡软了，字还看得清：
……兹据盐务稽核处令，本场灶丁周成，原额丁课摊入所领草荡，按亩征收。原领火伏印牌缴回，灶具造册。此后该户所煎之盐，不在官盐额内……
"不在官盐额内"。
祖父站在墙前看了很久。围着看的人不少，有识字的念了一遍，念完，谁也不说话。
有个老人在人群里挤过来，是隔场的，姓王，那一场三年前就销了号。他如今在县城的砖窑上做工，回来看兄弟的。
"老周，"王老压低了声音，"恭喜。"
"喜什么。"
"成了民了。往后你想走就走，想嫁就嫁，想考就考。"
祖父说："我考什么。"
王老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笑得很响，响得旁边的人都回头看。
"也是。"他说。
祖父挤出来，回灶房去了。
销号还有几样事要办。
第五天，场公署的人来了两个人，要"点具"。祖父的灶上有三具盘、两口鑼，一口锅还有半扇裂了。他们拿绳子在盘口上量了量，在簿子上写了什么。
"盘三，鑼二。"其中一个人念。
祖父站在旁边，听见自己的东西被念成数目。
"这盘鑋，"他问，"收进册了？"
"造册。"
"造完呢。"
那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你如今是民户，"其中一个说，"盘鑋留在灶上，就是私煎。"
祖父没有说话。
他把那三个人送出灶房，送出院门，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院子里的灰坑、亭场、卤池、灶房，都是他的——用四十年烧出来的、没有人来收的一院子东西。
现在这些东西全成了别的东西。
他后来去问过徐三爷。徐三爷不在。过了半个月再问，徐三爷说了一句他一直记得的话：
"老周，你不晓得，往后盐出得少了，官盐就少。官盐少了，上面要想法子想法子。"
"什么法子。"
"招人。"
"招什么人。"
"招会煎盐的。"
祖父后来在灶上又烧了三年。
他不再是灶户了，可他还煎得一手好盐。东台场的灶丁不少，肯在灶上守一整夜的少，肯在雨季里还守的更少。场里的灶大多归了垣商，垣商出锅具、出草荡、出工钱，灶丁只管烧。周家的灶没有垣商来合股，祖父就自己烧自己卖。
卖私盐是罪。《大清会典》里写着，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
头一年他没有卖。他把盐挑到滩上埋了，或者倒进海里。倒进海里要走到很远的地方，要等天黑，路上要过两处盐警的卡子。盐警是拿盐税养的，穿黄军衣，见了盐包就翻。
有一回他挑着一担盐走到卡子，被搜出来了。
搜盐的兵把他带到一个棚子里，问他哪来的盐。他说了实话。兵说，私盐，绑了。
后来是一个相识的巡商用半袋粗粮把他换出来的。巡商跟他讲："你这个罪名，是人定的，不是盐定的。你要是灶户，盐就是你的；你不是灶户，盐就成了贼的。"
祖父问："那我怎么还能是灶户。"
巡商笑了一下。
"你不能。"
那年冬天他病了一场。病里他跟隔壁的一个女人说了一句话，那女人后来把他的这句话说给了很多人听：
"我做了四十年灶。我到最后才想明白一件事——我以为灶是我的。其实灶不是我的。灶是那张牌。牌交了，灶就换了姓。"
病好了以后他还是烧。烧到民国二十三年，草荡的价钱涨了，垣商不再雇他，他就在自家那半灶上，一年烧几担。
那几年他已经不算穷。灶上有了收成，够他一个人吃。他把灶房修了一遍，把漏雨的屋顶重新铺了芦苇，屋脊上那两个牛角他让人用新草扎得更尖。
他跟人解释过很多回：
"灶不能熄。灶一熄，草就荒了。荒了三年，就再也种不回来了。"
这话是真的。盐场的草荡是极难的：头一年割过，第二年新草长不齐，第三年才能烧旺。一片荡荒三年，就等于死了。等新四军到盐阜的时候，本场的荒荡有一百二十万亩。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死在民国二十八年夏，盐城大丰一带闹水荒的那一年。死的时候六十一岁。
周让出生在民国二十三年。
他后来在上海的码头上扛过包，在南通的窑上做过工。他不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在描。他随身带着一样东西，是祖父留下的两块薄木片，巴掌长，一片是火伏印牌，一片是他自己削的灶牌，刻着"周成"两个字——那是族谱上的名字，他祖父一辈子不认，死了以后他刻了下来。
他不知道那两块牌子有什么用。他只是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