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对这幢楼的电梯一直有意见。电梯里除了开合的门面没有广告的画框,其余三面不是汽车就是化妆品广告,广告换得很勤,大概半个月就换一次。画框做得很精致,四围镶着花边,有些古典的意味。进出电梯的人大都神色都比较凝重,在未进入之前还些嘻嘻哈哈,一进入电梯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空气都凝固了,只听见升降机上下呼呼的声音。特别是遇到异性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很驯服地钻在一个双向行进的铁笼里,本是有很好的机会近距离接触那些梦寐以求的人,偏偏人很怪,要是已经看了一眼就不好意思再看第二眼,于是大家的视线往往会投向那些广告。广告避免了许多不必要尴尬,尤其是夏天。我住在20楼,平均一天上下六次电梯,一次看100秒,每天看600秒,一个月18000秒。那些广告在众人的目光里终不见灼化掉。除了我上面提到的汽车、化妆品,还有银行信用卡、电信资讯、商场内衣降价、演艺信息等等,依然很光鲜。

    我留心了这几天的演艺信息,刚刚结束了刘若英的——“你也在这个城市”演唱会,又来了京剧“白毛女”。对了,我还真去了五台山体育馆,它离我这儿很近,江苏“南钢”与广东“宏远”的男篮比赛在那里刚举行一场决赛,那里的草木都沾染上了娱乐的气息。

    刀郎这个月也要来的,也在五台山体育馆举行他的演唱会。我喜欢刀郎的歌,比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情人》,可别小视了他的嗓音,它有彻底的一种撕裂感,从心底里撕裂。就像那年流行的“狼文化”一们,不仅仅是怀念,也不仅是图腾崇拜,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参与和救赎。

    这些活动与周围几所大学密切关联看,现在的大学生精神上就缺这些,像他们这样高素质的观众现在还真不多了,广告商盯上这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也见怪不怪了,可惜广告商又高估了一个事实,他们现在也是弱的,有钱才有种。

    平时,我们公寓楼里是很安静的,博士住在高层,硕十在底层。大家几乎很少开门。听课的心去听课,没课的待在图书馆。这当中有好多人都是上岁数的人了,回炉学习很不容易,大家似乎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什么知识政治,知识经济,知识权力,反正知识与很多东西关联着,难怪那么多人往这楼里钻呢。

    和我住在一间的刘博士也来自陕西,对于我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的自由撰稿人来说,走进这个人群真有点如鲠在喉,那些与我有关的或是与我无关的人都会用知识者的眼光看我。我借了我远房一个表叔的光,是他将我安排住进了公寓,这才有了接近高学历人群的可能。

    我会经常出去流窜的,除了赶些饭局,参加一些球赛和演唱会之类的时尚活动外,还定期赶赴几个文友组织的所谓“我们”的诗歌会,我根本不懂诗,每次只是装模作样的听他们神侃,经常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们才不管这些,只要每次我能去。其中一个叫黄进的为人不错,吃饭的钱经常是他掏,别看他小分头,脑袋光光的,做起诗来人精一个,家里的烂稿子就像农民装满粮食的麻袋能用大秤称。黄进说我们学校女生多,可以把活动放在我们学校,我说我与那学校没有一点关系。偶尔他到我们公寓看我,自然也认识了刘博士。我们在一起喝过两三顿白洒。

    刘博士平时难得喝酒,喝酒必醉,兴起来的时候压都压不住他,我怕和他喝酒,黄进就不一样了,好客,常常把刘博士灌醉,刘博士一醉,什么话都能说。每次醉酒我就怀疑他这个博士的真假,黄进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说我犯了低等错误,博士与醉酒有什么关系,照你这么说博士就没有人正常的性情了,说醉话又有什么关系,我受不了他俩你一来我一往的胡话,发誓再也不想和他们一起喝酒。

    刘博士一个做他们老家那个县组织部工作的学生到南京出差,顺便看他,拎来不少他家乡产的猕猴桃。看老师不算还要请老师吃饭,我也去了。饭局档次确实不低,就在夫子庙的“庆元楼”,那地方暧昧,俯看“秦淮河”桨声灯影,远看紫金山影影绰绰,秦虹社区举办的文化活动刚刚开始,老太太们舞起的大扇子“啪、啪、啪”地响,那阵势不免让人想起“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阵势。刘博士有些激动,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讲过这种档次的饭店,我注意他在宾馆的吧台前逗留了一会,愣着数有几颗星,嘴里还嘟哝了什么,服务小姐笑盈盈问他需要什么服务。

    他这个学生对他是真的尊重,一口一个老师,这个学生醉勤,也喊我博士,我说我不是博士,他说我谦虚,我解释也没用,博士就博士吧。酒好,菜好,刘博士高兴,多喝了两杯,我知道他已经微醉了,担心他再说些什么,说得好罢了,算你有本事,说得不上路子会在学生心里掉价,今非昔比了,就算你刘博士性情没变,人家学生现在不同了,我看菜上得也差不多了便示意刘博士散席,这回他也听话,歪歪扭扭的站起来,学生一直把我们送到宾馆门口,还叫来一辆出租车,大家挥手作别!

    我感慨啊!做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培养出几个有出息的学生,师以生为荣啊!

    我正发着感慨和宏论,突然刘博士叫了一声,“回庆元楼”,司机有些为难,以为他在说酒话,我说的哥你别理他,司机提速,“我有急事”,刘博士说得有些含糊,但很果断。嘴里好象又在嘟哝。我一看今天这架势不对,“的哥,可能他真有事,你掉头吧。”的哥听我的话减速掉头,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又把我们送到“庆元楼”。我说老刘你有事,是包丢了,还是魂掉了,这个地方你消费得起吗?我以为他想小姐了。刘博士面向灯光,咧开他的嘴,酒气冲人。

    妈呀,吓我一跳,刘博士嘴里有一个大大的黑洞。你还不和我一起找,他说。我说你这是怎么啦。他低声说,别嚷嚷,还不快找。我真的不知要找什么?

    牙啊!我说吃顿饭怎么把牙吃掉了呢?嗨!现在别提这个了,找呀!我说这东西到哪儿找去。刘博士说,不找明天我怎么能见人,就是今晚想补也来不急,牙医早关门了。

    他低着头,像是电影里的云南边境探地雷的战士,就差手里没有握着长杆探雷针了,见我们猫着腰,门厅的服务生走出来,关切地问丢了什么。刘博士耸了耸身子说,“耳环”,不,“戒子”。说话时牙齿关不住风,只能含糊地说了前两个字,后面“子”音根本就没发得出来。我说是“戒子”,什么“戒”,服务生这才走开。

    他在上车的地方反复模拟了好几次。那情景使我想起了一篇叫《测谎记》的小说。它说“侦破学上有一派理论,非常重视现场复原,很多疑难案件都是通过现场复制找出珠丝马迹,最后破案的。因为从理论上说,世界上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勘察不到位的现场”。小说是写一个叫杨柳的缉毒警察和她的老公郎京生的爱情危机,叙说了关于疑难、抉择、和行动的意义结构。我胡乱地把杨柳、郎京生和刘博士这两组毫无关系的人扯在了一起。

    “找到了!”刘博士发出了疯狂的惊呼声,使得走路的男女都禁不住掉过头来。黄进这时候来了电话,说要请我去喝生啤吃龙虾,我说好。刘博士不去,我说阿刘你不去就先回宿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