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父亲
第一章
当大姐夫告诉我们，父亲的病不是急性胃炎而是严重的胃溃疡，需要做胃切除手术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顿时都惊呆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的身体一直硬朗,极少闹毛病，他都六十五、六岁的人了，依旧能吃能喝，饭量惊人，一个人顶我三个。他每次到县城来给我们送菜送肉，都不在我们家里吃饭，而是放下东西就走，跑到大街地摊上吃碗肉。碗肉是我们县城的特色小吃。主要配料就是玉米面煎饼、羊杂碎和高汤。做得时候，先将羊杂切得细碎，放到大碗里,用滚烫的高汤反复淖几遍，再把煎饼放进汤锅里淖一下，盛入羊杂碗里，浇上热汤，撒上鲜红的辣椒面和翠绿的香菜。煎饼软糯金黄，高汤香辣浓郁，味道非常好。特别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吃上热气腾腾的一大碗，让人额头出汗，遍体生暖，身心非常舒畅。一般人吃碗肉，香菜放得多而辣椒面放得很少。父亲不一样，他闻不了香菜那股味道，他说香菜腥气。他喜欢吃辣椒，大瓷碗里都一层辣椒面了，他还嫌不辣，一个劲儿往碗里洒，红乎乎粘腻腻的别人看着都恶心，他却大嚼大咽，吃得满头大汗，津津有味，大叫“舒服、痛快”，不断喊老板给他往碗里加汤。父亲牵挂我们，大老远的从老家送了东西来却不在家里吃饭，我们怎么想都别扭，觉得不合人子之道，会让人笑话，骂我们不孝。父亲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管我们那一套，我们让母亲劝他。父亲甩给母亲的就一句话：我愿意在哪儿吃就在哪儿吃，你们少管我。母亲耐着性子说：你不能光图自己痛快，你得顾念孩子们的感受，得给他们脸。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我吃个饭还要看他们几个兔崽子的脸？母亲说：不是看他们的脸，是给他们脸。父亲不耐烦听母亲唠叨，他没好气地说：他们的饭我没法儿吃！母亲说：怎么没法儿吃，我怎么就能吃，还吃得挺香。父亲立刻把眼睛睁大了瞪得溜圆：他们家那碗，还没我这眼大。吃到嘴里的饭还没咽进嗓子眼儿呢碗里的饭就没了，来回盛八碗都不够，我吃着憋气。以前我老跟人抬杠说武松喝不了十八碗酒，现在我信了，原来是景阳冈酒店里的碗小。母亲咧开干瘪的嘴巴笑着说：老东西，你可给孩子们说呀。父亲哼了一声说：我也要脸，我是老了，可我还没到腆着脸给他们要饭吃的时候。后来，母亲把父亲的话原原本本转告给我们，我们都笑了。我到土特产门市部买了四个挺大挺大的大海碗分别送给姐姐哥哥。等父亲再去的时候，我拿出来给他看，父亲骂了一句：小兔崽子，你这是要喂猪啊。说完，把手一背，又跑去街上吃碗肉了。
父亲一生务农，他吃苦耐劳，是个非常勤谨的人。按道理说，我们姐弟是农村的孩子，各种农活虽然不能说非常精通，但也应该是都会干才对。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家分到了十几亩山地，庄稼活儿再多再忙，我们能干多少干多少，干得再不像样父亲也不会说我们，不往傻哩使唤我们。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跟父亲一起去耪山药地，父亲速度非常快，我赶不上趟儿。他身大胳膊长，一下耪两趟我耪一趟，可是他耪了一个来回，又噌噌噌地追上了我，我还磨磨蹭蹭耪不到地头。父亲歪着头，笑吟吟地问我：累了不？累了到树凉里歇会儿，去喝点糖水儿。我们邻居云虎娘在旁边地里耪地，她忍不住说父亲：你这个大胆儿，真是逗，他这么干活你不说他，还笑？父亲笑着说：我就是笑。我又不想他吃庄稼饭，他不能干农活儿就对了。
父亲常说，种地是他和母亲的活儿。我们的活儿就是念书，念得越远越好。只要我们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一直考高分，他和母亲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畅快的。在供我们读书这个问题上，父亲不搞重男轻女，小子丫头都一样。三姐原在邻村村办初中念书，后来县里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撤了全县的村办初中班，村里和三姐一起念书的伙伴，不管男女都辍学回家了。三姐也想替父母分担压力，在家帮助他们劳动。父亲不肯，让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姐托了同学关系把她转到镇上国办中学。父亲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们自己和这个家的命运。当后来村里临街墙壁刷上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这些宣传标语的时候，父亲早已经在我们家身体力行了多年，并且陆续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成效。即便我们上班后，他们渐渐衰老都不愿意使唤我们干活儿。那年秋天，我还在小镇营业所上班，我和同事换班，集中了十来天假期回家收秋。那天晚上，月亮非常圆非常明亮，我触景生情胡诌了一首咏月诗就睡着了。半夜里起了大风，惊得我醒了一下，困得马上又睡着了，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才从炕上爬起来，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找遍了每个屋子，站在院子里喊了半天娘也没人答应。我心里一阵发慌。云虎娘在西边院墙探出头笑话我：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这么着急叫你娘，你还想吃奶啊！我问云虎娘：你看见我爹娘干什么去了吗？云虎娘说：我没看见。不过，他们还能去哪儿，准时下地干活了呗。
我站到大门口石碣子上，隔着河滩向村外张望，远远地看到父母背着破筐从东沟方向回来。待他们都走近了，我不高兴地问：你们哪儿去了？母亲说：我们去东坡顶上割黍子去了。你爹睡觉轻，大半夜听见外面刮风。他说风太大，这么刮一宿，会把黍子粒儿全挂掉了。赶紧叫我起来去割黍子。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去？母亲说：你爹说你歇班哩，让你睡吧。我说：我歇班是回来收秋的。父亲说：等着你收秋，庄稼都得烂在地里。你干好你的工作就行了。我还想争辩，父亲已经挑起水桶去外面打水了。吃早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以后，不准你们黑天半夜里出去了。那点黍子刮没了就刮没了，能值多少钱？父亲说：你说得倒轻巧，那是我和你娘一年的汗水，不能临到了给糟践了。我说：那你们也得注意，黑灯瞎火跌倒摔坏了可咋办？你们上岁数了知道不知道？父亲最忌讳我们说他的岁数，他呼噜呼噜喝着米粥，嘎吱嘎吱嚼着咸菜，故意把吃饭的声音搞得很响：我们正能吃正能干哩，我们在这山里种了一辈子地，哪棵树在哪儿，哪根草在哪儿，哪块石头在哪儿，哪儿有岗，哪儿有坑，我们清楚的很。母亲说父亲：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孩子不是担心我们吗？父亲歪着脖子，呛白母亲说：我傻，我不知道他关心我。说完把筷子往碗上啪的一拍说：烦，不吃了！
父亲就是这样的脾气。我们姐弟就我敢给他犟几句嘴，姐姐哥哥都对他百依百顺，至少表面上不会用言语抗拒他。我看不管惯他动不动给母亲甩脸发火。父亲对待种地的态度，好像大姑娘绣花，一针一线都要用心，要精益求精。比如栽山药，用铁锹铲坑，大小深浅要一致，山药秧要横平竖直，间距跟棋格子一样整齐。播种的时候，他要求耧出去的垅是笔直的，播下的种子是均匀的。夏天锄地，他总是要比人家多锄一两遍，把地里的野草锄的干干净净。割谷的时候，谷捆儿要扎紧，谷茬要低，要贴地。秋收在山野里晾晒山药片，一片一片排放，疏密有致，如同郑板桥的碎石铺街书法一样的布局。父亲对土地和庄稼无比热爱，他最畅快的事情是迎着清爽的山风，牵着牲口，喊着细犬，走在广袤的田野里，听遇到他的村民夸他的庄稼长势好，向他讨教种地经。母亲也是勤劳的人，但是她没有父亲心细，她做事图快，难免马虎，往往在质量上过不了父亲的眼。乡亲们在田野里地挨地的干活，父亲根本不顾念母亲的脸面，只要不如意，他就大呼小叫地训斥母亲。母亲不和他对嚷，只管低头干活。我觉得父亲太过分，母亲不该受他的羞辱。小时候，我敢怒不敢言，等到大了，这种场景只要让我遇到，我会出言反抗父亲：你老嚷嚷什么，干活差不多就行了，至于这样计较吗？父亲很恼火：差不多，差多少才叫差多。这土地庄稼都有灵性和感情，你对它差不多，它也对你差不多。这地里的收成，压着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差不多能行？我不服气地说：那你有话不会好好说，非要喊非要嚷啊，让外人看着多不好啊。父亲翻着怪眼说：哎，小兔崽子，我供你念书，是要你学了道理来教训我吗？你信不信我用铁锹拍你！父亲嚷母亲已然成了习惯，我对他的反抗基本不起作用。有一次，我把他说急了，他登时翻脸，用父权来压我：我就嚷她了，你能怎么样我？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偏向你娘，我白养了你们，你们早晚得把我唱了墙头记，晒了我的干儿。可我不怕，你们尽管在城里享你们的福，我在村里活我自己的命。我听了很生气，私下给大姐念叨，大姐看事比我明白，她对我说：爹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和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过多干涉。爹也就是纸老虎，别看他老冲娘发火，娘要是真恼了，他也很怕！大姐说得很对，这些年家里实际掌权的还是母亲，家里的大事小情，母亲要是不答应，父亲也干不成。父亲一辈子只是勤勤恳恳的干活，他买烟的钱也得向母亲要。这样一想，我心里也就释然了。我动情地说：现在，我们都住在县城，是不是也该把他们接来一起生活。大姐说：这件事我早跟他们说了多次了，爹不肯，娘也不同意。我说：他们就是舍不得那几亩地。大姐说：顺其自然吧，只要高兴，他们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愿意在哪儿过就在哪儿过吧。
父亲不愿意来县城生活，他对城里人有看法。有一次他来城里赶集，急着撒尿，偏生在大街上找不到茅厕。他想去旁边单位大院上厕所，门卫说单位有规定，外人不让进，说往前走拐过街角就有公共厕所。父亲忍着尿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公厕，冲过去刚要扯腰带，突然从旁边钻出一个人来，拦住他收费：撒一次尿要两角钱。父亲说：球，撒个尿还要钱？父亲不想掏钱。父亲想：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他顾不得大街上有人，躲到一排大杨树后边，解开裤子冲着墙就尿开了。一个骑自行车中年妇女路过，臊得骂他**。父亲自知理亏，不敢理论，没等尿干净便慌里慌张躲开了。后来，父亲问我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我故意逗他：我觉得娶媳妇的时候最幸福。父亲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巴掌，感慨万千地说：你肚里憋得慌了，想在哪儿撒在哪儿撒，想在哪儿拉就在哪儿拉最幸福。我听了哈哈大笑。当时听父亲这样讲权当笑话。后来我亲自经历了一次憋尿，才切实体会到父亲那种痛苦的感受。那一次，我去县医院做彩照，医生让我憋尿，我说有尿。医生查看了一下说不行，继续喝水。我不知道要喝到什么程度，走到大堂饮水机那里，用纸杯一杯杯地灌下去。感觉差不多了想进去做，没想到做彩超的人越来越多，值班的女护士让我排队，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轮不到我。我的小肚子撑得溜圆，都不敢直身子。女护士按规矩办事不肯放我进去。我强忍着坐在走廊长椅上一动不敢不动，憋得特别难受。我实在忍不住了，慢慢站起来挪进厕所尿了半截儿，呲牙咧嘴回来继续等。我对女护士抗议：你们医院不能让憋尿者优先吗？女护士说：你以为就你自己憋着尿吗？这些都是做彩超的，都憋着呢。我苦着脸，难受地说：特事特办，通融一下不行吗？实在憋不住了，再憋就尿裤子了，这么长时间白憋了。女护士见我脸色难看，稍微一侧身让开了口子，我说了一声谢谢，哧溜一下进去了，做完彩超赶紧往厕所跑，心里感觉真是痛快。那一刻，我一百个同意父亲的论断。父亲说：农村天大地大，我站在山头上，想喊就喊。我想尿了，转个身就尿，活得敞亮自在。我说：农村这么好，你为什么拼了命还要供我们读书。父亲说：那不一样，这是两码事。我明白父亲的心意，我那样说只是想跟他逗。父亲自己不想到县城生活，但他一直以自己能够把我们送去县城生活而引以为傲。当我们参加了工作，一个个都出息了，他和母亲依旧风雨无阻，坚持在地里劳动，用他们种粮种菜，养鸡喂猪的钱来养活自己。每年过年杀猪，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过年杀得起猪，是我们家的日子开始过得红火的象征。改革开放以前，在乡镇政府还被称为公社，村委会还被称为大队，村民还被称为社员的时代，我们家是杀不起猪吃不起肉的。每年腊月，父亲抽掉猪槽上的木栏，把那口生猪吱吱叫地赶出来放倒捆好，全家人一起上手抬到小推车上。父亲推着车，母亲肩上套一根绳子在前面拉，姐姐和哥哥在两旁推搡，帮着送到村外大岭上，目送着父亲在黎明的微光里，沿着山野间的大道赶去县城食品公司交猪，换回来的猪钱都交了生产队的决算款。那些生活过的较好的人家不交生猪，他们把猪杀了，赶集卖一扇，有的甚至把两扇肉连四条猪腿带肘都卖了，只剩下猪头和猪下水来过年。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看来，他们算是杀得起猪了。那时候，村里流行一种风俗，先杀猪的人家，把猪肉盛在“气死猫”（一种用荆条编制的长圆形的家具）里推回家，割下那刀血脖子肉切成大片儿，混了白菜、豆腐和粉条来熬上一大锅香喷喷的肉菜。再蒸一锅金灿灿的小米饭，先请了杀猪人来吃。然后盛一碗小米饭，罩上肉菜，用搌布一兜，给杀不起猪街坊邻居或同堂的族人每家送一碗吃。我们每年都要收到这样几碗肉菜，父亲和母亲是不吃的，他们要分给我们，争取让我们姐弟都吃上几片肉解馋。后来姐姐不吃了，二哥也不吃了，再后来三姐也开始紧着让我吃。我不独馋嘴想吃肉，更眼馋杀猪人家的孩子。那时候的小孩子都没什么稀罕玩具。杀猪的时候，给猪开了躺，哗啦一下把猪肝猪肚猪大肠等内脏都扒到下面接的大瓷盆里。杀猪人先把猪尿泡挑出来，用手滑溜溜的一捋，挤净里面的尿水，鼓起腮帮子用嘴吹气，吹得胀起来，又圆又大，用细麻绳扎紧了口递主家，主家便找一根小木棍系好了，像提灯笼那样晃悠着玩耍。我眼巴巴地看着，在大锅周围捡几个猪蹄壳儿，又在翻洗猪大肠的大盆旁边捏一些废弃的碎猪油塞在里面，回家捻了棉条儿做灯芯儿，点亮了捧在手里把玩。所以，那些年的腊月，村里传出来杀猪的惨叫和架锅烧火冒起来升过树梢的白烟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我少不更事，体会不到父母的心情，想来他们看我们分食人家送的那碗肉菜，玩儿着人家的猪蹄壳儿，心头一定酸楚的不是滋味。以至于后来，我们光景好过了，不到腊月，父亲早早把猪杀了，一刀刀地分好了，也不等到过年，先送到城里来给我们吃。那年冬天，父亲杀了猪，到县城赶集卖了一扇猪肉，卖了三百七十块钱。当他从猪肉市场出来，去农贸市场购买年货，付款的时候，摊主告诉他那张百元钞票是假的，父亲看着崭新的钞票说不可能是假的，这是我刚卖肉人家给的。摊主说你被人坑了。父亲又换了一张给他，摊主还说是假的，父亲索性把所有的钱拿给摊主看，摊主说三张百元的钞票都是假的，只有那七十元钱是真的。父亲傻了，慌里慌张地跑回去寻找买肉的人。猪肉市场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哪里还找得到？父亲呆呆地站在人流中央，他后悔，自责，不甘心，他不能让这些钱砸在自己手里。别人坑了他，他想去坑别人。他的心理素质太差，他站在人家摊位前，试了又试，鼓了又鼓，转了好几个买货的地方，还是没有胆子花出去。那时候，我已经从城关营业所调到县支行机关工作，父亲失魂落魄地找到我，当着办公室的同事吞吞吐吐不肯说，我把他领进隔壁值班室。父亲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问那些钱是不是假的？他说话的时候，眼里都涌现出了泪光。我不用看，用手一摸就知道那三百块钱都是假钱。可是看到父亲难过的样子，我不忍心告诉他。我说我也看不准，我找别人再看看。我走出值班室，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去营业室兑换了三张新钱回来给他，我笑着说：爹，不是假钱，是真的！父亲听了，立刻绽开了愁容，兴奋地说：是真的？我说：是真的。父亲高兴地说：我就说不能是假的吧，要不你在银行，我却收假钱，传出去多丢人。我笑着说：你要买年货，你这钱够吗？要不要我再给你点儿？父亲欢欢喜喜地说：不用不用，够了够了。这头猪是你娘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年养大的，如果我真收了假钱，她还不骂死我。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屁儿。
我把父亲送到大院门口，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疼父亲，恨那些制造和传播假币的坏人。我刚心疼他不一会儿，就开始怨恨他。因为我送父亲转身回来，一个同事从门卫室探出头来，嬉皮笑脸地叫我老臭屁儿。原来，父亲刚才来找我的时候，新换的门卫不认识他，问他找谁，他顺口说找老臭屁儿。门卫不知道谁叫老臭屁儿。父亲说了我的大名：田丰，字满仓。正好被我办公室的同事路过听到。于是乎，不过几天全行的人都知道我的小名儿叫老臭屁儿了，我别提有多难堪了。我的同事惊讶地问我：你这家伙还跟古代人似的，有名有字？我说：这有什么稀罕。我们姐弟都有名有字。同事好奇地说：说出来听听。我说：大姐姓田名雨字沛霖，二哥田耘字勤业，三姐田苗字嘉禾，我。同事打趣说：你姓老名臭字狗屁儿。我笑着说：我一脚踹死你。同事说：这些名字是谁给你们取的，很有学问呢。我说：还能有谁，我父亲呗。同事说：你父亲高高胖胖，秃头圆脑，长得跟鲁智深似的，这么有文化？我说：这才叫人不可相貌，海水不可斗量。
当大姐夫告诉我们，父亲的病不是急性胃炎而是严重的胃溃疡，需要做胃切除手术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顿时都惊呆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的身体一直硬朗,极少闹毛病，他都六十五、六岁的人了，依旧能吃能喝，饭量惊人，一个人顶我三个。他每次到县城来给我们送菜送肉，都不在我们家里吃饭，而是放下东西就走，跑到大街地摊上吃碗肉。碗肉是我们县城的特色小吃。主要配料就是玉米面煎饼、羊杂碎和高汤。做得时候，先将羊杂切得细碎，放到大碗里,用滚烫的高汤反复淖几遍，再把煎饼放进汤锅里淖一下，盛入羊杂碗里，浇上热汤，撒上鲜红的辣椒面和翠绿的香菜。煎饼软糯金黄，高汤香辣浓郁，味道非常好。特别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吃上热气腾腾的一大碗，让人额头出汗，遍体生暖，身心非常舒畅。一般人吃碗肉，香菜放得多而辣椒面放得很少。父亲不一样，他闻不了香菜那股味道，他说香菜腥气。他喜欢吃辣椒，大瓷碗里都一层辣椒面了，他还嫌不辣，一个劲儿往碗里洒，红乎乎粘腻腻的别人看着都恶心，他却大嚼大咽，吃得满头大汗，津津有味，大叫“舒服、痛快”，不断喊老板给他往碗里加汤。父亲牵挂我们，大老远的从老家送了东西来却不在家里吃饭，我们怎么想都别扭，觉得不合人子之道，会让人笑话，骂我们不孝。父亲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管我们那一套，我们让母亲劝他。父亲甩给母亲的就一句话：我愿意在哪儿吃就在哪儿吃，你们少管我。母亲耐着性子说：你不能光图自己痛快，你得顾念孩子们的感受，得给他们脸。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我吃个饭还要看他们几个兔崽子的脸？母亲说：不是看他们的脸，是给他们脸。父亲不耐烦听母亲唠叨，他没好气地说：他们的饭我没法儿吃！母亲说：怎么没法儿吃，我怎么就能吃，还吃得挺香。父亲立刻把眼睛睁大了瞪得溜圆：他们家那碗，还没我这眼大。吃到嘴里的饭还没咽进嗓子眼儿呢碗里的饭就没了，来回盛八碗都不够，我吃着憋气。以前我老跟人抬杠说武松喝不了十八碗酒，现在我信了，原来是景阳冈酒店里的碗小。母亲咧开干瘪的嘴巴笑着说：老东西，你可给孩子们说呀。父亲哼了一声说：我也要脸，我是老了，可我还没到腆着脸给他们要饭吃的时候。后来，母亲把父亲的话原原本本转告给我们，我们都笑了。我到土特产门市部买了四个挺大挺大的大海碗分别送给姐姐哥哥。等父亲再去的时候，我拿出来给他看，父亲骂了一句：小兔崽子，你这是要喂猪啊。说完，把手一背，又跑去街上吃碗肉了。
父亲一生务农，他吃苦耐劳，是个非常勤谨的人。按道理说，我们姐弟是农村的孩子，各种农活虽然不能说非常精通，但也应该是都会干才对。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家分到了十几亩山地，庄稼活儿再多再忙，我们能干多少干多少，干得再不像样父亲也不会说我们，不往傻哩使唤我们。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跟父亲一起去耪山药地，父亲速度非常快，我赶不上趟儿。他身大胳膊长，一下耪两趟我耪一趟，可是他耪了一个来回，又噌噌噌地追上了我，我还磨磨蹭蹭耪不到地头。父亲歪着头，笑吟吟地问我：累了不？累了到树凉里歇会儿，去喝点糖水儿。我们邻居云虎娘在旁边地里耪地，她忍不住说父亲：你这个大胆儿，真是逗，他这么干活你不说他，还笑？父亲笑着说：我就是笑。我又不想他吃庄稼饭，他不能干农活儿就对了。
父亲常说，种地是他和母亲的活儿。我们的活儿就是念书，念得越远越好。只要我们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一直考高分，他和母亲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畅快的。在供我们读书这个问题上，父亲不搞重男轻女，小子丫头都一样。三姐原在邻村村办初中念书，后来县里进行教育体制改革，撤了全县的村办初中班，村里和三姐一起念书的伙伴，不管男女都辍学回家了。三姐也想替父母分担压力，在家帮助他们劳动。父亲不肯，让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姐托了同学关系把她转到镇上国办中学。父亲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们自己和这个家的命运。当后来村里临街墙壁刷上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这些宣传标语的时候，父亲早已经在我们家身体力行了多年，并且陆续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成效。即便我们上班后，他们渐渐衰老都不愿意使唤我们干活儿。那年秋天，我还在小镇营业所上班，我和同事换班，集中了十来天假期回家收秋。那天晚上，月亮非常圆非常明亮，我触景生情胡诌了一首咏月诗就睡着了。半夜里起了大风，惊得我醒了一下，困得马上又睡着了，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才从炕上爬起来，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找遍了每个屋子，站在院子里喊了半天娘也没人答应。我心里一阵发慌。云虎娘在西边院墙探出头笑话我：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这么着急叫你娘，你还想吃奶啊！我问云虎娘：你看见我爹娘干什么去了吗？云虎娘说：我没看见。不过，他们还能去哪儿，准时下地干活了呗。
我站到大门口石碣子上，隔着河滩向村外张望，远远地看到父母背着破筐从东沟方向回来。待他们都走近了，我不高兴地问：你们哪儿去了？母亲说：我们去东坡顶上割黍子去了。你爹睡觉轻，大半夜听见外面刮风。他说风太大，这么刮一宿，会把黍子粒儿全挂掉了。赶紧叫我起来去割黍子。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去？母亲说：你爹说你歇班哩，让你睡吧。我说：我歇班是回来收秋的。父亲说：等着你收秋，庄稼都得烂在地里。你干好你的工作就行了。我还想争辩，父亲已经挑起水桶去外面打水了。吃早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以后，不准你们黑天半夜里出去了。那点黍子刮没了就刮没了，能值多少钱？父亲说：你说得倒轻巧，那是我和你娘一年的汗水，不能临到了给糟践了。我说：那你们也得注意，黑灯瞎火跌倒摔坏了可咋办？你们上岁数了知道不知道？父亲最忌讳我们说他的岁数，他呼噜呼噜喝着米粥，嘎吱嘎吱嚼着咸菜，故意把吃饭的声音搞得很响：我们正能吃正能干哩，我们在这山里种了一辈子地，哪棵树在哪儿，哪根草在哪儿，哪块石头在哪儿，哪儿有岗，哪儿有坑，我们清楚的很。母亲说父亲：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孩子不是担心我们吗？父亲歪着脖子，呛白母亲说：我傻，我不知道他关心我。说完把筷子往碗上啪的一拍说：烦，不吃了！
父亲就是这样的脾气。我们姐弟就我敢给他犟几句嘴，姐姐哥哥都对他百依百顺，至少表面上不会用言语抗拒他。我看不管惯他动不动给母亲甩脸发火。父亲对待种地的态度，好像大姑娘绣花，一针一线都要用心，要精益求精。比如栽山药，用铁锹铲坑，大小深浅要一致，山药秧要横平竖直，间距跟棋格子一样整齐。播种的时候，他要求耧出去的垅是笔直的，播下的种子是均匀的。夏天锄地，他总是要比人家多锄一两遍，把地里的野草锄的干干净净。割谷的时候，谷捆儿要扎紧，谷茬要低，要贴地。秋收在山野里晾晒山药片，一片一片排放，疏密有致，如同郑板桥的碎石铺街书法一样的布局。父亲对土地和庄稼无比热爱，他最畅快的事情是迎着清爽的山风，牵着牲口，喊着细犬，走在广袤的田野里，听遇到他的村民夸他的庄稼长势好，向他讨教种地经。母亲也是勤劳的人，但是她没有父亲心细，她做事图快，难免马虎，往往在质量上过不了父亲的眼。乡亲们在田野里地挨地的干活，父亲根本不顾念母亲的脸面，只要不如意，他就大呼小叫地训斥母亲。母亲不和他对嚷，只管低头干活。我觉得父亲太过分，母亲不该受他的羞辱。小时候，我敢怒不敢言，等到大了，这种场景只要让我遇到，我会出言反抗父亲：你老嚷嚷什么，干活差不多就行了，至于这样计较吗？父亲很恼火：差不多，差多少才叫差多。这土地庄稼都有灵性和感情，你对它差不多，它也对你差不多。这地里的收成，压着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差不多能行？我不服气地说：那你有话不会好好说，非要喊非要嚷啊，让外人看着多不好啊。父亲翻着怪眼说：哎，小兔崽子，我供你念书，是要你学了道理来教训我吗？你信不信我用铁锹拍你！父亲嚷母亲已然成了习惯，我对他的反抗基本不起作用。有一次，我把他说急了，他登时翻脸，用父权来压我：我就嚷她了，你能怎么样我？我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偏向你娘，我白养了你们，你们早晚得把我唱了墙头记，晒了我的干儿。可我不怕，你们尽管在城里享你们的福，我在村里活我自己的命。我听了很生气，私下给大姐念叨，大姐看事比我明白，她对我说：爹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和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过多干涉。爹也就是纸老虎，别看他老冲娘发火，娘要是真恼了，他也很怕！大姐说得很对，这些年家里实际掌权的还是母亲，家里的大事小情，母亲要是不答应，父亲也干不成。父亲一辈子只是勤勤恳恳的干活，他买烟的钱也得向母亲要。这样一想，我心里也就释然了。我动情地说：现在，我们都住在县城，是不是也该把他们接来一起生活。大姐说：这件事我早跟他们说了多次了，爹不肯，娘也不同意。我说：他们就是舍不得那几亩地。大姐说：顺其自然吧，只要高兴，他们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愿意在哪儿过就在哪儿过吧。
父亲不愿意来县城生活，他对城里人有看法。有一次他来城里赶集，急着撒尿，偏生在大街上找不到茅厕。他想去旁边单位大院上厕所，门卫说单位有规定，外人不让进，说往前走拐过街角就有公共厕所。父亲忍着尿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公厕，冲过去刚要扯腰带，突然从旁边钻出一个人来，拦住他收费：撒一次尿要两角钱。父亲说：球，撒个尿还要钱？父亲不想掏钱。父亲想：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他顾不得大街上有人，躲到一排大杨树后边，解开裤子冲着墙就尿开了。一个骑自行车中年妇女路过，臊得骂他**。父亲自知理亏，不敢理论，没等尿干净便慌里慌张躲开了。后来，父亲问我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我故意逗他：我觉得娶媳妇的时候最幸福。父亲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巴掌，感慨万千地说：你肚里憋得慌了，想在哪儿撒在哪儿撒，想在哪儿拉就在哪儿拉最幸福。我听了哈哈大笑。当时听父亲这样讲权当笑话。后来我亲自经历了一次憋尿，才切实体会到父亲那种痛苦的感受。那一次，我去县医院做彩照，医生让我憋尿，我说有尿。医生查看了一下说不行，继续喝水。我不知道要喝到什么程度，走到大堂饮水机那里，用纸杯一杯杯地灌下去。感觉差不多了想进去做，没想到做彩超的人越来越多，值班的女护士让我排队，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还轮不到我。我的小肚子撑得溜圆，都不敢直身子。女护士按规矩办事不肯放我进去。我强忍着坐在走廊长椅上一动不敢不动，憋得特别难受。我实在忍不住了，慢慢站起来挪进厕所尿了半截儿，呲牙咧嘴回来继续等。我对女护士抗议：你们医院不能让憋尿者优先吗？女护士说：你以为就你自己憋着尿吗？这些都是做彩超的，都憋着呢。我苦着脸，难受地说：特事特办，通融一下不行吗？实在憋不住了，再憋就尿裤子了，这么长时间白憋了。女护士见我脸色难看，稍微一侧身让开了口子，我说了一声谢谢，哧溜一下进去了，做完彩超赶紧往厕所跑，心里感觉真是痛快。那一刻，我一百个同意父亲的论断。父亲说：农村天大地大，我站在山头上，想喊就喊。我想尿了，转个身就尿，活得敞亮自在。我说：农村这么好，你为什么拼了命还要供我们读书。父亲说：那不一样，这是两码事。我明白父亲的心意，我那样说只是想跟他逗。父亲自己不想到县城生活，但他一直以自己能够把我们送去县城生活而引以为傲。当我们参加了工作，一个个都出息了，他和母亲依旧风雨无阻，坚持在地里劳动，用他们种粮种菜，养鸡喂猪的钱来养活自己。每年过年杀猪，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过年杀得起猪，是我们家的日子开始过得红火的象征。改革开放以前，在乡镇政府还被称为公社，村委会还被称为大队，村民还被称为社员的时代，我们家是杀不起猪吃不起肉的。每年腊月，父亲抽掉猪槽上的木栏，把那口生猪吱吱叫地赶出来放倒捆好，全家人一起上手抬到小推车上。父亲推着车，母亲肩上套一根绳子在前面拉，姐姐和哥哥在两旁推搡，帮着送到村外大岭上，目送着父亲在黎明的微光里，沿着山野间的大道赶去县城食品公司交猪，换回来的猪钱都交了生产队的决算款。那些生活过的较好的人家不交生猪，他们把猪杀了，赶集卖一扇，有的甚至把两扇肉连四条猪腿带肘都卖了，只剩下猪头和猪下水来过年。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看来，他们算是杀得起猪了。那时候，村里流行一种风俗，先杀猪的人家，把猪肉盛在“气死猫”（一种用荆条编制的长圆形的家具）里推回家，割下那刀血脖子肉切成大片儿，混了白菜、豆腐和粉条来熬上一大锅香喷喷的肉菜。再蒸一锅金灿灿的小米饭，先请了杀猪人来吃。然后盛一碗小米饭，罩上肉菜，用搌布一兜，给杀不起猪街坊邻居或同堂的族人每家送一碗吃。我们每年都要收到这样几碗肉菜，父亲和母亲是不吃的，他们要分给我们，争取让我们姐弟都吃上几片肉解馋。后来姐姐不吃了，二哥也不吃了，再后来三姐也开始紧着让我吃。我不独馋嘴想吃肉，更眼馋杀猪人家的孩子。那时候的小孩子都没什么稀罕玩具。杀猪的时候，给猪开了躺，哗啦一下把猪肝猪肚猪大肠等内脏都扒到下面接的大瓷盆里。杀猪人先把猪尿泡挑出来，用手滑溜溜的一捋，挤净里面的尿水，鼓起腮帮子用嘴吹气，吹得胀起来，又圆又大，用细麻绳扎紧了口递主家，主家便找一根小木棍系好了，像提灯笼那样晃悠着玩耍。我眼巴巴地看着，在大锅周围捡几个猪蹄壳儿，又在翻洗猪大肠的大盆旁边捏一些废弃的碎猪油塞在里面，回家捻了棉条儿做灯芯儿，点亮了捧在手里把玩。所以，那些年的腊月，村里传出来杀猪的惨叫和架锅烧火冒起来升过树梢的白烟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我少不更事，体会不到父母的心情，想来他们看我们分食人家送的那碗肉菜，玩儿着人家的猪蹄壳儿，心头一定酸楚的不是滋味。以至于后来，我们光景好过了，不到腊月，父亲早早把猪杀了，一刀刀地分好了，也不等到过年，先送到城里来给我们吃。那年冬天，父亲杀了猪，到县城赶集卖了一扇猪肉，卖了三百七十块钱。当他从猪肉市场出来，去农贸市场购买年货，付款的时候，摊主告诉他那张百元钞票是假的，父亲看着崭新的钞票说不可能是假的，这是我刚卖肉人家给的。摊主说你被人坑了。父亲又换了一张给他，摊主还说是假的，父亲索性把所有的钱拿给摊主看，摊主说三张百元的钞票都是假的，只有那七十元钱是真的。父亲傻了，慌里慌张地跑回去寻找买肉的人。猪肉市场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哪里还找得到？父亲呆呆地站在人流中央，他后悔，自责，不甘心，他不能让这些钱砸在自己手里。别人坑了他，他想去坑别人。他的心理素质太差，他站在人家摊位前，试了又试，鼓了又鼓，转了好几个买货的地方，还是没有胆子花出去。那时候，我已经从城关营业所调到县支行机关工作，父亲失魂落魄地找到我，当着办公室的同事吞吞吐吐不肯说，我把他领进隔壁值班室。父亲好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问那些钱是不是假的？他说话的时候，眼里都涌现出了泪光。我不用看，用手一摸就知道那三百块钱都是假钱。可是看到父亲难过的样子，我不忍心告诉他。我说我也看不准，我找别人再看看。我走出值班室，从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去营业室兑换了三张新钱回来给他，我笑着说：爹，不是假钱，是真的！父亲听了，立刻绽开了愁容，兴奋地说：是真的？我说：是真的。父亲高兴地说：我就说不能是假的吧，要不你在银行，我却收假钱，传出去多丢人。我笑着说：你要买年货，你这钱够吗？要不要我再给你点儿？父亲欢欢喜喜地说：不用不用，够了够了。这头猪是你娘起早贪黑辛辛苦苦一年养大的，如果我真收了假钱，她还不骂死我。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屁儿。
我把父亲送到大院门口，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疼父亲，恨那些制造和传播假币的坏人。我刚心疼他不一会儿，就开始怨恨他。因为我送父亲转身回来，一个同事从门卫室探出头来，嬉皮笑脸地叫我老臭屁儿。原来，父亲刚才来找我的时候，新换的门卫不认识他，问他找谁，他顺口说找老臭屁儿。门卫不知道谁叫老臭屁儿。父亲说了我的大名：田丰，字满仓。正好被我办公室的同事路过听到。于是乎，不过几天全行的人都知道我的小名儿叫老臭屁儿了，我别提有多难堪了。我的同事惊讶地问我：你这家伙还跟古代人似的，有名有字？我说：这有什么稀罕。我们姐弟都有名有字。同事好奇地说：说出来听听。我说：大姐姓田名雨字沛霖，二哥田耘字勤业，三姐田苗字嘉禾，我。同事打趣说：你姓老名臭字狗屁儿。我笑着说：我一脚踹死你。同事说：这些名字是谁给你们取的，很有学问呢。我说：还能有谁，我父亲呗。同事说：你父亲高高胖胖，秃头圆脑，长得跟鲁智深似的，这么有文化？我说：这才叫人不可相貌，海水不可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