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时光与“零工经济”的适配——吴长青
张谡教授在《慢速审美：诗意生存的坦途与歧途——兼与杨向荣教授商榷》一文中认为：“慢食运动，作为慢速审美的肇始，根本上源自意大利与美国两种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同，是对统治性的‘时间’价值体系的反思和反击。它追求的不是一种反文化，而是一种微观的‘时间政治’。就知识生产而言，慢速审美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术。杨向荣等学者集中在对加速的文学或哲学批判，但忽略了其间欧美社会生产方式的调整，而且，特征性指标的选择是深化‘加速’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慢速审美可能走入‘向后看’、‘笛卡尔式’二元对立，以及学者与大众之间不同的TCP/IP 协议模式等迷思和歧路，因此，保持包容和等待是从‘诗意的栖居’走向‘诗意生存’，实现慢速审美现代化的正确心态。”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深意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对外来的概念需要“在地性”的研究方式，而不能囫囵吞枣式的臆想；二是凡是与中国发生关联的学术研究，须有“中国语境”作为前提，否则会犯前面同样的错误。
某种意义上，这两种情形其实是学术教条主义的一体两面。笔者围绕张谡教授的观点，并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从世界性的“零工经济”到本土化的“零工经济”视角出发，探求休闲时光与“零工经济”的适配关系。
一、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零工经济
所谓零工经济就是指那些已经演进到能够支持这种独立工作形式的公司和商业体系。很明显，它指向的是一种经济形态，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它是数字经济背景作为前提的，同时又具有数字化作为支撑的生产关系。它的核心是满足个体的独立工作，同时又有能支撑若干个个体进行独立工作的数字平台。这是工业4.0的基本路向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商业模式。
因此，工业4.0主要是关注互联性，自动化，机器语言和实时数据。通过将物理生产和运营与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和机器语言结合在一起，并实现制造企业的更优质的发展。某种意义上，零工经济既是工业4.0本身，也是工业4.0的结果。与传统工业形态不同的是，零工经济强调人的独立工作，当然这种形态是基于广义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行为。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开放，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捆绑式就业或者集团化模式。
建立在数字化机制上的零工经济，重新建构一种人与人，人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模式，是世俗大工业的一种补充。在这重意义上，它更加凸显个人的价值，满足个人的独立要求，也体现了新型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这也使得个人的技能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因为“零工经济是一种基于技能的经济。新的劳动力市场不再只在乎学位、职称和其他传统的成功标志，而是更关注我们能为潜在雇主和客户带来哪些具体、可展示的技能和能力。此外，基于任期时间的就业体系也正在向基于技能转变。”这与传统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HR对学位和头衔的看重大打折扣。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劳动力个体已经把自己完全委身于劳动力市场，类似于裸奔。
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劳动技能作为一种工具、手段直接决定了劳动者本人的谋生本领的高下。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传统大工业向数字互联的转型，创造了很多不依赖于传统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也使得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获得了就业渠道。而这种就业方式和谋生之道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目前，自由职业者大致可分为三类：SOHO族、MORE族、MO族。S0H0族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已风靡世界各发达地区和国家。自90年代初期登陆中国，便迅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掀起一股旋风。世界上目前仅德国就有360万人以S0H0方式工作。德国IBM公司有25%的员工在家里为公司工作。在美国现在已有3000万人拥有了家居办公室。S0H0族的出现标志着自由职业者一族的兴起。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硅谷地区的M0RE社区，也就是互动商务居住区，是2000年欧美地区从S0H0演变而成的全新社区概念，是S0H0族基于人性化的延伸，因此也被称为“后S0H0时代”，更体现人权至上的人文精神。如果从自由职业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家，那么我们的家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传统的家，是为家人提供依靠的港湾，它是与工作完全脱离的。而MO是Mobile-Office（移动办公）的英文缩写，是现代白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全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深得年轻人的喜爱，这也从底层影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新适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于2016年6-7月在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进行了一项针对8000余人的在线调查，询问了采访对象过去12个月的收入来源（包括主要工作和其他带来收入的活动）、未来工作展望和职业满意度。综合考察各国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第三方调研结果之后，麦肯锡发布了《独立工作报告：选择、需求和零工经济》。下图一为调查中想成为O2O自由职业者的原因。 图二为O2O自由职业者的技能证书。（图略）
从图一中看出，自由职业者主要考虑是还是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其次是工作场所的自由，再其次就是收入。很明显，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是零工经济独立工作者的最主要的诉求。这也从生产方式上回答了当下很多年轻打工人如何在竞速时代选择自己能够支配闲暇时光的一种选择。社会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愿望，而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社会机构中慢慢适应了其中的节奏，自然也会成为未来更多青年的一种工作方式。用人机构或者企业HR和猎头公司随着这种思潮也在应变，形成相互适配的互动机制。
二、零工经济的自由与数字劳工的焦虑
通常情形，注册会计师、保险商、时装设计、律师、环境工程师、计算机顾问、财务顾问、人员培训师、媒体专家、摄影师、公关专业人士、自由撰稿人、保安人员、职业购物员、房地产代理、平面设计师、网页设计师；珠宝、服装、陶艺及各类工艺品设计人员、产品经销、进出口贸易；音乐、绘画从业员等，可以做自由白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字行业有很多自由职业者加入其中。这样一来，就诞生了“数字劳工”这样一个新范畴。
所谓“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又称数字化劳动力，是数字内容商品化生产中的劳动主体。而马里索尔·桑多瓦尔( Marisol Sandoval) 则将数字劳工定义为: 将 ICTs （笔者注：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在她看来，资本对 ICTs 和数字技术的吸纳加速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空间从“工厂车间”到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的转变过程。显然，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工”的定义要比中国本土学者的定义严密得多。实际情形也说明了中国现实语境中本土学者相对比较窄化。但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本土学者，都将“数字劳工”纳入到研究视野中。
整个专业人才市场可以被视作一个金字塔（图三略）。在底端有无数的数字平台和猎头公司提供着技术含量低、报酬少的商品化工作机会。第二层则包含了需要更多技能和专业性的平台，例如为司机、艺人、通信工作者和文案人员而设的平台。这里的竞争来自专业猎头公司，有时也来自自由职业者本人。最高层梯队则是高薪零工。这一层次的数字匹配平台相对较少，并且包括了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竞争者。专业咨询机构也参与了竞争。最重要的是，自由职业者因其自宝贵的专业技能而同时成为这些公司想要挖掘的资源和它们的竞争对手。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数字人才是独立工作者中成分占比比较大的群体，这也意味着，数字劳工问题会困扰着他们。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始终秉持着其母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之一，即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头，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之上，这种理解脱胎于传统生产劳动，延伸到知识劳动，继而扩展至数字劳动。他们将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四个方面梳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基本上包含了金字塔形中的数字产业体系，当然，这也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实践，这又回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逻辑，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甚至可以说，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便捷的一部分人与数字产业中的打工人是分别的两群人，反过来说，享有休闲时光的那一群人有可能是对于数字劳工的雇佣劳动，或者是数字打工人在用自己的技能获得休闲的时间。本质上都没有脱离一种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劳动工具发生了变化，劳动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劳动对象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意味着，诗意的生存与诗意的栖居一样具有很漫长的道路。
三、结语
所谓“慢速审美”在现实语境中依然是比较稀缺的，即使有零工经济这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用技能（金钱）换取所谓的时间，但是本质上独立工作者仍面临着工作不稳定、甚至缺少工作安全感的困扰，其次是数字劳工的不平等待遇，尤其在数字劳动法还不健全的环境下，他们的生存境遇与工作环境的压迫都使得他们即使有相对宽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对于审美这样的高级情感活动来说，依然显得比较遥远和奢侈。
（作者系广州大学中国文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 吴长青）
某种意义上，这两种情形其实是学术教条主义的一体两面。笔者围绕张谡教授的观点，并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从世界性的“零工经济”到本土化的“零工经济”视角出发，探求休闲时光与“零工经济”的适配关系。
一、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零工经济
所谓零工经济就是指那些已经演进到能够支持这种独立工作形式的公司和商业体系。很明显，它指向的是一种经济形态，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它是数字经济背景作为前提的，同时又具有数字化作为支撑的生产关系。它的核心是满足个体的独立工作，同时又有能支撑若干个个体进行独立工作的数字平台。这是工业4.0的基本路向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商业模式。
因此，工业4.0主要是关注互联性，自动化，机器语言和实时数据。通过将物理生产和运营与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和机器语言结合在一起，并实现制造企业的更优质的发展。某种意义上，零工经济既是工业4.0本身，也是工业4.0的结果。与传统工业形态不同的是，零工经济强调人的独立工作，当然这种形态是基于广义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行为。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开放，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捆绑式就业或者集团化模式。
建立在数字化机制上的零工经济，重新建构一种人与人，人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模式，是世俗大工业的一种补充。在这重意义上，它更加凸显个人的价值，满足个人的独立要求，也体现了新型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度和包容度。这也使得个人的技能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因为“零工经济是一种基于技能的经济。新的劳动力市场不再只在乎学位、职称和其他传统的成功标志，而是更关注我们能为潜在雇主和客户带来哪些具体、可展示的技能和能力。此外，基于任期时间的就业体系也正在向基于技能转变。”这与传统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HR对学位和头衔的看重大打折扣。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劳动力个体已经把自己完全委身于劳动力市场，类似于裸奔。
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劳动技能作为一种工具、手段直接决定了劳动者本人的谋生本领的高下。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传统大工业向数字互联的转型，创造了很多不依赖于传统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也使得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获得了就业渠道。而这种就业方式和谋生之道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目前，自由职业者大致可分为三类：SOHO族、MORE族、MO族。S0H0族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末已风靡世界各发达地区和国家。自90年代初期登陆中国，便迅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掀起一股旋风。世界上目前仅德国就有360万人以S0H0方式工作。德国IBM公司有25%的员工在家里为公司工作。在美国现在已有3000万人拥有了家居办公室。S0H0族的出现标志着自由职业者一族的兴起。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硅谷地区的M0RE社区，也就是互动商务居住区，是2000年欧美地区从S0H0演变而成的全新社区概念，是S0H0族基于人性化的延伸，因此也被称为“后S0H0时代”，更体现人权至上的人文精神。如果从自由职业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家，那么我们的家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传统的家，是为家人提供依靠的港湾，它是与工作完全脱离的。而MO是Mobile-Office（移动办公）的英文缩写，是现代白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全新的工作方式越来越深得年轻人的喜爱，这也从底层影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新适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于2016年6-7月在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和西班牙进行了一项针对8000余人的在线调查，询问了采访对象过去12个月的收入来源（包括主要工作和其他带来收入的活动）、未来工作展望和职业满意度。综合考察各国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第三方调研结果之后，麦肯锡发布了《独立工作报告：选择、需求和零工经济》。下图一为调查中想成为O2O自由职业者的原因。 图二为O2O自由职业者的技能证书。（图略）
从图一中看出，自由职业者主要考虑是还是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其次是工作场所的自由，再其次就是收入。很明显，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是零工经济独立工作者的最主要的诉求。这也从生产方式上回答了当下很多年轻打工人如何在竞速时代选择自己能够支配闲暇时光的一种选择。社会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愿望，而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社会机构中慢慢适应了其中的节奏，自然也会成为未来更多青年的一种工作方式。用人机构或者企业HR和猎头公司随着这种思潮也在应变，形成相互适配的互动机制。
二、零工经济的自由与数字劳工的焦虑
通常情形，注册会计师、保险商、时装设计、律师、环境工程师、计算机顾问、财务顾问、人员培训师、媒体专家、摄影师、公关专业人士、自由撰稿人、保安人员、职业购物员、房地产代理、平面设计师、网页设计师；珠宝、服装、陶艺及各类工艺品设计人员、产品经销、进出口贸易；音乐、绘画从业员等，可以做自由白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字行业有很多自由职业者加入其中。这样一来，就诞生了“数字劳工”这样一个新范畴。
所谓“数字劳工”（digital labour）又称数字化劳动力，是数字内容商品化生产中的劳动主体。而马里索尔·桑多瓦尔( Marisol Sandoval) 则将数字劳工定义为: 将 ICTs （笔者注：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在她看来，资本对 ICTs 和数字技术的吸纳加速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空间从“工厂车间”到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的转变过程。显然，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工”的定义要比中国本土学者的定义严密得多。实际情形也说明了中国现实语境中本土学者相对比较窄化。但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本土学者，都将“数字劳工”纳入到研究视野中。
整个专业人才市场可以被视作一个金字塔（图三略）。在底端有无数的数字平台和猎头公司提供着技术含量低、报酬少的商品化工作机会。第二层则包含了需要更多技能和专业性的平台，例如为司机、艺人、通信工作者和文案人员而设的平台。这里的竞争来自专业猎头公司，有时也来自自由职业者本人。最高层梯队则是高薪零工。这一层次的数字匹配平台相对较少，并且包括了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竞争者。专业咨询机构也参与了竞争。最重要的是，自由职业者因其自宝贵的专业技能而同时成为这些公司想要挖掘的资源和它们的竞争对手。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数字人才是独立工作者中成分占比比较大的群体，这也意味着，数字劳工问题会困扰着他们。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始终秉持着其母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之一，即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头，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之上，这种理解脱胎于传统生产劳动，延伸到知识劳动，继而扩展至数字劳动。他们将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四个方面梳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基本上包含了金字塔形中的数字产业体系，当然，这也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实践，这又回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逻辑，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甚至可以说，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便捷的一部分人与数字产业中的打工人是分别的两群人，反过来说，享有休闲时光的那一群人有可能是对于数字劳工的雇佣劳动，或者是数字打工人在用自己的技能获得休闲的时间。本质上都没有脱离一种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劳动工具发生了变化，劳动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劳动对象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意味着，诗意的生存与诗意的栖居一样具有很漫长的道路。
三、结语
所谓“慢速审美”在现实语境中依然是比较稀缺的，即使有零工经济这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用技能（金钱）换取所谓的时间，但是本质上独立工作者仍面临着工作不稳定、甚至缺少工作安全感的困扰，其次是数字劳工的不平等待遇，尤其在数字劳动法还不健全的环境下，他们的生存境遇与工作环境的压迫都使得他们即使有相对宽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对于审美这样的高级情感活动来说，依然显得比较遥远和奢侈。
（作者系广州大学中国文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 吴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