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何以诗意栖居：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互动研究——基于张谡“慢速审美”理念的反思与拓展——姜欣言
引言：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文化学考察
在现代性的历史洪流中,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之间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却又休戚与共的文化博弈。工业革命以来,休假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现实功能。但与此同时,随着资本逻辑的无限膨胀,休假在某种程度上也沦为了巩固现代性“铁笼”的手段,其人文关怀与诗意栖居的向度日益式微。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人们的审美体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审美日益沦为了消费的附庸,其“无目的合目的性”的本真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面对这一困境,重新架设起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之间的桥梁,在现代文明的裂隙中重拾诗意生存的可能,就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之问。为此,有必要在梳理学术谱系的基础上,以康德“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为参照,吸收张谡教授“慢速审美”的洞见,通过对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考察,发掘二者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在理念上的互通共鸣。
回溯学术谱系,休假制度研究经历了从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再到文化社会学的思想转向,人们对休假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视角也愈发多元；审美变化研究则从康德开启的现代审美理论,经由阿多诺等人的批判理论剖析,再到伯格等人从文化研究角度的透视,其方法论不断革新,问题意识愈加锐利。纵览不同研究取向对二者的考察,虽然视角各异,但都体现了对现代性之困的思索,对超越这一困境的理论探求。在此基础上,康德的“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提供了重新理解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关系的思想资源。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作为一种“无目的”的“主观普遍性”游戏,超越了感官快感却又有别于道德教诲,体现了人的想象力与知性能力的和谐统一。以此观照休假制度,它要发挥应有功效,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给人放假,而应成为一种“无目的”的制度安排,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审美要彰显本真意义,也不能停留于感性刺激,而应上升为一种“合目的”的精神追求,为人的心灵涵养提供滋养。如此,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为人的诗意生存开辟道路。
与此同时,张谡教授在《慢速审美：诗意生存的坦途与歧途——兼与杨向荣教授商榷》（以下简称《慢速审美》）一文中提出的洞见也引人深思。他敏锐地指出,在快速文化肆虐的今天,人们的审美体验日益浮躁、肤浅,导致了审美意义的贬损,让诗意栖居蒙上暗影。“慢速审美”强调以“慢”的姿态抵抗“快”的侵蚀,张扬审美体验的从容感、耐心度,可谓是对“无目的合目的性”理念的生动诠释。进而言之,休假制度要挺立“慢速审美”大旗,就必须反思内在的功利性倾向,回归劳动者为本的人文关怀,为人们提供充分的、不受侵扰的“无用闲暇”。没有“慢速审美”作为价值引领,“无目的”的休假就可能落入自我麻痹；反之,没有“无目的”的休假作为物质基础,“慢速审美”也难以摆脱悬空蹈虚。
由此可见,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之间存在着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又相得益彰。作为保障“无用闲暇”的物质形式,休假制度为人的“无目的”审美体验提供了现实条件；作为引领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慢速审美”又为休假制度注入了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二者的对接融通,正是为生命诗意吟唱创造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性乱象中重建二者的“共在”,不仅是一种学理的学术创获,更蕴含着抵抗生活窘困化的现实担当。透过“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的视镜,在多元理论对话中揭示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内在张力,进而为诗意生存开拓新的哲学想象,这一探索虽尚属管中窥豹,但至少为重新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坐标。在文化失忆蔓延的时代,这样的批判性研究尤为必要,它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人文精神,重塑了渐行渐远的审美意蕴。
一、休假的“无用性”：自由闲暇的制度保障
休假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性需求,更蕴含着追求自由闲暇、实现诗意生存的人文关怀。纵观休假制度的历史演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他律”走向“自律”的发展脉络。在前工业时代,休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他律”式的强制安排,或出于宗教崇拜的目的,或源于农耕生活的节律。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休假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的束缚,成为一种以个人意志为导向的“自律”式选择。这一转变标志着休假从制度的“无意识”走向“自觉”,个人在休假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在这个意义上,休假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摆脱目的性羁绊的“无用闲暇”。与工作时间的目的性和强制性相对,休假时间属于一种“无用”的存在,它不直接服务于任何外在目的,而是为个人的自由支配敞开了一扇大门，因为闲暇原本就意味着摆脱世俗劳作束缚的自由支配时间。在“无用闲暇”中,个人可以暂时告别日常生活的纷扰,去探索生命的诗意,去思索存在的意义。这种自由的时空,正是实现自我、重拾生活完整性的重要途径。
对此,萨特“本真存在”的概念提供了哲学上的洞见。在萨特看来,人的存在分为“自在”和“向自”两种形态。“自在”是一种非主体性、非自觉的存在状态,个人在其中沦为“他人”眼中的客体；“向自”则是一种主体性、自觉的存在方式,个人在其中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本真存在”则意味着个人在“向自”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超越了“自在”的惰性和“他律”的异化,从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对应到休假语境,当个人在“无用闲暇”中摆脱工作的羁绊,去追寻生命的诗意,去思考存在的意义,这正是一种“本真存在”的生动写照。由此,休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个人实现自我、重拾生活完整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然而,休假“无用性”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却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本主义逻辑的泛化,使得效用至上的观念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语境下,“无用闲暇”的休假精神日益遭到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休假效用的片面追逐。一些企业将休假视为提升员工工作绩效的手段,而非保障其诗意生活的目的；一些个人则将休假等同于消费娱乐的狂欢,而非追寻本真自我的旅程。如此,“无用”蜕变为“有用”,“自律”异化为“他律”,“本真存在”沦为“自在存在”,休假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效用至上的观念正是休假“无用性”的最大挑战。
面对这一困境,张谡教授所谈及的“慢速审美”无疑提供了一剂解毒良方。“慢速审美”强调要用“无用”的闲情超越“有用”的羁绊,其精神实质正是对“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生动诠释。细究之下,“慢速审美”与“无用闲暇”可谓同出一辙、异曲同工。从形式上看,二者都张扬了生活的从容感、审美的耐心度,对时间具有一种悠闲的驾驭力；从内容上看,二者又都强调了精神的“无用性”特征,将生命体验置于功利性目的之上。由此,“慢速审美”与“无用闲暇”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没有“无用闲暇”作为物质基础,“慢速审美”就难以嵌入日常生活；而没有“慢速审美”作为精神指引,“无用闲暇”也容易流于表面化、庸俗化。可以说,二者的对接融通,正是诗意生存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进一步来看,休假“无用性”的意义还在于,它为“慢速审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倘若个人没有充分的休假时间,就不可能拥有悠游自得的审美体验；倘若社会没有良好的休假制度,个人的“慢速”生活也就缺乏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反之,一个保障“无用闲暇”的休假制度,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意味着更多的审美陶冶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休假制度是“慢速审美”的现实土壤,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开辟了通往诗意栖居的道路。
整体来看,在现代性的洪流中,休假“无用性”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视野,它关乎个人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关乎生活能否彰显本真的意蕴,关乎人能否过上诗意的人生。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效用至上的观念肆虐的今天,彰扬休假“无用性”的价值,捍卫“无用闲暇”的尊严,已经成为了抵抗生活窘困化的重要路径。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慢速审美”理念的滋养,更离不开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
二、审美的“无目的性”：超脱功利的精神家园
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感官愉悦或情感宣泄,而是蕴含着一种超越功利羁绊、追求心灵自由的崇高品格。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阐释了审美判断的独特性。他指出,审美判断不同于认知判断,并不以概念为依归,而是呈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同时,审美愉悦也有别于感官快感,它建立在“无目的”的形式合目的性之上,彰显了一种超功利的精神追求。用康德自己的话说：“美是一个对象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只要在对象里面被知觉到,而不以任何目的的表象为根据。”由此来看,审美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藩篱,在主观愉悦感和客观形式秩序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具体言之,“无目的性”作为审美的灵魂,其人性基础正在于个体自由的想象力和普遍的愉悦感。一方面,审美之所以“无目的”,是因为它源于人的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在审美体验中,个体可以挣脱概念束缚,尽情展开联想和创造,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解放感。另一方面,审美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唤起了人类共通的愉悦情感。虽然每个人的审美感受可能不尽相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审美,都会引发一种心灵的共鸣,体现出人性的同一性。正是自由想象力和普遍愉悦感的交织,构成了审美“无目的性”的人性基础。
然而,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无目的性”的审美精神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物欲横流的语境下,审美日益沦为功利追求的附庸,其超越性品格遭到了极大的贬抑。一些人将审美等同于感官刺激,追求感官快感而忽视精神愉悦；一些人又将审美视为炫耀身份的资本,满足虚荣心而丧失批判性。在这种情况下,审美不再是一种“无目的”的心灵超越,而成为了一种“有目的”的利益工具。如此,个体精神家园沦陷,自由想象力枯竭,普遍愉悦感扭曲,审美的“无目的性”也就名存实亡了。
面对这一困境,张谡教授的《慢速审美》一文无疑给人以诸多启示，其强调要用审美的从容态度抵御功利的狂飙突进,其多重意蕴引人深思，即：
其一，“慢速审美”是对快速文化的一种有力抵抗。在张谡教授看来,快速文化是消费主义的产物,它以感官刺激和即时满足取代了深度体验和精神愉悦,导致了审美的肤浅化和庸俗化。而“慢速审美”则倡导一种不慌不忙、细细品味的生活方式,强调要在漫长历史和广阔空间中探寻诗意栖居的可能。通过对时间的延展感知和对空间的沉浸体验,“慢速审美”唤醒了人的想象力,激活了审美愉悦感,从而为“无目的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慢速审美”与康德理论遥相呼应,二者都彰显了审美超越功利羁绊的崇高品格。
其二,“慢速审美”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它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审美基础。“慢速”理念源于“慢食”运动,倡导人们放慢脚步,去体验食物的本真,去感悟天人合一的哲理。进而,“慢速审美”将这种理念引申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要超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去感知万物一体的生命律动。在“慢速”的体验中,个体可以暂时告别都市喧嚣,去倾听鸟语花香,去感悟山水天地,从而重拾生态意识,唤醒环保情怀。质言之,“慢速审美”在现代性的断裂中重建起人与自然的连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审美滋养。
其三,“慢速审美”对焦虑主体而言,还意味着一种自我疗愈的路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个体往往患得患失、自我迷失,难以获得内心的宁静。而“慢速审美”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正是对这种状况的一剂解毒良方。通过放慢生活节奏,个体可以摆脱时间的桎梏,去感受生命的悠长；通过沉浸审美体验,主体又可以超越自我的局限,去洞察人性的丰富。在这个过程中,焦虑情绪得以舒缓,自我意识得以重塑,生命困境也就有了突破的曙光。换言之,“慢速审美”为现代主体开辟了自我疗愈的道路,它以审美的方式抚慰了人心,滋养了灵魂。
综合来看,在现代性的洪流中,重温康德“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理论,对审美“无目的性”的意义进行反思和重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张谡教授谈及“慢速审美”的理念,则为这一反思提供了极具洞见的当代注脚。“慢速审美”以其多重意蕴,生动诠释了审美“无目的性”的时代价值：它既是对快速文化的审美抵抗,又是对生态危机的情感回应,更是对焦虑主体的心灵慰藉。在这个意义上说,捍卫审美的“无目的性”,已经成为了抵御物欲横流、重建诗意人生的重要路径。然而,这绝非意味着对“无目的性”的僵化理解和教条遵从。在张谡教授看来,“慢速审美”虽为诗意生存开辟了道路,但也要警惕其可能的歧途。倘若“慢速审美”沦为简单的节奏放缓,审美就可能流于懒散而无力；倘若“无目的”被曲解为脱离现实的空想,审美又恐将异化为精神鸦片。可见,真正的“无目的性”必须扎根于现实生活,又能超越现实局限；必须彰显主体能动性,又能映照客观形式秩序。
三、休假的“无用性”与审美的“无目的性”：一种内在循环
休假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其意义绝不仅限于生理恢复或心理调节,而是蕴含着一种超越功利视域、追求生活意义的人文关怀。进而,休假之“无用”与审美之“无目的性”之间,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循环与辩证。
首先,从“无用”到“无目的”,休假为审美体验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一方面,休假意味着一种自由支配时间的状态,它使个体从日常的利益牵绊中脱身而出,为“无目的”的审美提供了形式上的前提。在休假期间,个体不再受制于现实的目的性要求,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想象和创造,去探寻生活的诗意与美好。可以说，在闲暇中,主体性摆脱了直接的欲望、个人需要和外在目的的束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休假之“无用”恰恰为审美之“无目的”敞开了时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休假更意味着一种心灵的解放,它使个体摆脱了现实的羁绊,为“无目的”的审美营造了心理上的氛围。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往往被各种责任和义务所缠身,难以获得心灵的自由。而休假则为主体提供了一个暂时告别现实的间隙,使其可以在心理上实现“无目的”的状态。在闲暇中,个人可以摆脱社会强加于他的虚假需要,成为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休假通过心灵的解放,为“无目的性”扫清了心理上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休假对审美“无目的性”的形式支撑和心理铺垫,绝非抽象的理论演绎,而是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诸多印证。比如,在假日旅游中,个体往往能够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以“无目的”的心态去欣赏异域风光；又如,在业余爱好中,主体常常可以摆脱外在评判,以“无目的”的创造激情去陶冶情操。可见,正是休假提供的“无用”时空,使审美的“无目的”体验成为可能。
其次,从“无目的”到“无用”,审美追求又反过来推动了休假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审美体验彰显了休假的社会价值,它为人们重塑生活意义提供了独特路径。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往往被工具理性所裹挟,生活逐渐失去了诗意色彩。而审美则以其"无目的"的超越姿态,为生活注入了更高的意义向度。通过在闲暇时光中追求“无目的”的美,个体得以摆脱片面的功利评判,去体味生命的丰富内涵。进而视之,审美实践使休假的“无用”焕发出全新的存在价值,它不再是单纯的时间浪费,而是成为了塑造生活意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审美追求还彰显了休假制度的人文关怀,它凸显了保障“无目的”空间的重要性。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提升。而要实现这种向往,仅仅依靠物质供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为个体提供展开“无目的”审美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完善休假制度就成为了呼应人文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无目的”的审美体验预留出“无用”的空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反之,倘若休假被无限压缩乃至泯灭,个体的审美追求也就无从谈起了。
透过“无用”与“无目的”的辩证法,我们更可以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和必要矫正。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无用”与“无目的”往往被视为需要终结的对象,休假和审美也因此而不断遭受排斥和挤压。然而,这种做法却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试想,倘若个体失去了“无用”的休假,生活就将沦为单调乏味的机械重复；倘若主体丧失了“无目的”的审美,人生也将堕入庸常猥琐的物欲牢笼。由此可见,“无用”与“无目的”绝非文明的毒瘤,而恰恰是现代性病理的解毒剂。
从更深层次看,捍卫“无用”的闲暇,为“无目的”的审美提供制度依托,已经成为了张谡教授“慢速审美”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诚如张谡教授所言,“‘慢速'不等同于懒散,‘慢速审美'要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中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个体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必要的社会制度安排。在诸多制度中,休假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休假为“慢速审美”提供了现实的时间基础。只有拥有足够的“无用”闲暇,个体才有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去追寻“无目的”的生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保障必要的休假天数,已经成为了“慢速审美”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休假还体现出“无用”程度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即便在休假状态下,“无用”也并非绝对,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内涵和境界。比如,单纯的休息属于“无用”的浅层次,而内化于心的“慢速”体验则属于“无用”的高层次。那么,“无用”与“无目的”休假的层次划分,也就成为了区分“慢速审美”深浅的重要尺度。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休假之“无用”还是审美之“无目的”,其意义都绝不能被简单化约和庸俗化。在功利主义盛行的语境下,我们尤其要警惕将“无用”等同于无所事事,将“无目的”等同于毫无意义。事实上,真正的“无用”恰恰蕴含着高于功利的存在价值,真正的“无目的”也恰恰指向了超越局限的意义追求。惟此,在倡导“无用”闲暇、”无目的”审美的同时,我们还须不断澄清其内在旨趣,以免其堕入庸常化的泥沼。
综上所述,休假的“无用性”与审美的“无目的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构关系。一方面,“无用”为“无目的”提供必要前提,休假之于审美恰如土壤之于花朵；另一方面,“无目的”为“无用”赋予崇高内涵,审美追求引领着休假制度的完善。进而,两者的辩证法还为现代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开辟了独特路径。惟其如此,张谡教授“慢速审美”的现实落点才能最终找到,生命的诗意栖居也才能在“无用”与“无目的”的交织中熠熠生辉。
四、个人主义语境下的休假审美：新的张力与可能
在个人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休假审美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张力和可能。一方面,个人主义对“无目的”休假产生了复杂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休假审美也出现了从“无目的”到“为我”的个人主义转向。进而,如何重构“无目的”休假审美,在个人与社会间寻找平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对此,张谡教授谈及的“慢速审美”的警示意义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个人主义对“无目的”休假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积极面看,个人主义以其强调个体自由的理念,为肯定“无用”闲暇的价值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个人主义语境下,个体不再被视为社会机器的单纯齿轮,而是成为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主体。由此,摆脱功利束缚的“无目的”休假,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正如休假观念的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休假是一种权利而非恩赐”的观点。可见,个人主义对“无用”闲暇价值的肯定,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个人主义对“无目的”休假的影响,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在个人主义泛化的趋势下,功利主义倾向不断加剧,“无目的性”追求也因此而遭受削弱。一些调查数据就表明,不少人在休假期间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利益的牵绊,难以进入“无目的”的心理状态。不难见出,片面的个人主义极易导致“无目的”沦为口号,使休假蜕变为功利的延伸。此时,个人主义语境下“无目的”休假所面临的张力,已经初露端倪。
其次,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影响,休假审美也出现了从“无目的”到“为我”的转向。与“无目的”强调超越功利相比,“为我”更加突出了自我实现、自我关怀和自我满足的向度。在这种诉求下,休假不再是单纯摆脱现实的途径,而更成为了一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实际上，‘慢生活’绝不意味着懒散,‘慢休假'的目的恰恰在于通过自我放松来实现生命的舒展和内心的满足。由此可见,“为我”虽然不同于“无目的”,但却是“无目的”在个人主义语境下的合理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无目的”与“为我”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张力。就内在逻辑而言,过度强调“为我”极易陷入自由与自私的悖论。倘若“为我”被简单等同于一切从我出发,个体与他者、社会的关联也就被割裂了。在休假领域,这种割裂往往导致一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倾向。比如,一些休假行为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却对环境和他人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为我”作为“无目的”的转化形式,其合理性边界就值得警惕了。
此外,重构“无目的”休假审美,在个人主义语境下寻找新的平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亟需直面的现实议题。为此,我们既要看到“无目的”与“为我”的关联,也要警惕“为我”对“无目的”的僭越。一方面,在“无目的”追求的指引下,“为我”应当以自我实现为向度,摆脱私欲的羁绊,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只有如此,“为我”才能获得内在正当性,成为“无目的”在个人主义语境下的当代诠释。另一方面,对“无目的”的坚持,也为防止“为我”异化提供了必要约束。唯有将“无目的”作为“为我”的前提,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才能得以彰显,自由选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才能最终实现。
对于个人主义语境下休假审美的重构,正如张谡教授所言,“‘慢'不是懒,‘慢'是美,‘慢速审美'的目的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意义上,“慢速审美”与单纯强调自我关怀的个人主义存在着内在张力。倘若“慢速”沦为个人主义的附庸,其诗意品格也就荡然无存了。由此,张谡教授对“慢速审美”可能异化为“慢速论”的警惕,实际上道出了个人主义语境下休假审美的症结所在。事实上,在张谡教授看来,真正的“慢速审美”绝不拘囿于“为我”,而是要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一方面,“慢速”要求个体摆脱功利化的急躁,去享受闲暇的品质,这与“无目的”休假有着内在契合。另一方面,“慢速”更强调生活方式的整体改变,要求个体将“慢”内化为一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由此而观之,“慢速审美”对休假观念的重塑,恰恰为个人主义张力的化解提供了路径。它告诉我们,休假不应是单纯的自我放纵,而应与社会生活的革新融为一体；个人主义追求与社会主义理想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在二者间找到契合点。
结语
通过对张谡教授《慢速审美》一文的深入研读,引发了我对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互动关系的系统追溯与理论反思，在此分享以下几点拙见：
休假“无用性”与审美“无目的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循环,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向度。在这个意义上,休假审美的变迁,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层变化。由奢靡走向朴素、由有用转向无用,体现的正是现代人对功利主义的反思,以及对诗意生存的向往。可以说,休假“无用性”与审美“无目的性”的内在循环,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标志着现代性的自我超越。它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可能的未来图景：摆脱工具理性的羁绊,回归生活本真,让诗意栖居成为现实。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数字时代语境下休假审美的转型问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碎片化”时间的泛滥,网络空间的无限延伸,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交织,无不对传统的休假观念提出了挑战。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休假,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实现诗意栖居,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对此,我们既要看到数字技术对休假审美的颠覆性影响,也要认识到数字时代对诗性生存的现实制约。在数字时代,“无目的”休假不应被简单等同于网络时间的消磨,而应体现为对科技理性的超越,对人文精神的回归。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中,既要统筹考虑数字时代休假观念的新变化,又要坚持休假“无用性”的人文内核,在传统与现代间探索诗意生存的新路径。
最后，作为对“快速文化”弊端的反思,“慢速审美”突出强调了生活节奏的缓释、时间体验的优化以及诗意品位的提升。这些理念对于矫正当下功利化、碎片化的休假观念,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不过,面对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新图景,我们也有必要对“慢速审美”进行创新发展。一方面,要进一步丰富“慢速审美”的理论内涵,使其不仅适用于对抗“快速文化”,而且能够回应数字时代休假审美的特殊诉求。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慢速审美”的实践转化,通过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为“慢速”理念在休假领域的贯彻落实提供必要支撑。惟有在理论探索与实践转化的良性互动中,张谡教授谈及的“慢速审美”的当代价值才能充分彰显,诗意生存的美好愿景才能在休假领域落地生根。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山东大学）基地主任助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姜欣言）
在现代性的历史洪流中,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之间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却又休戚与共的文化博弈。工业革命以来,休假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现实功能。但与此同时,随着资本逻辑的无限膨胀,休假在某种程度上也沦为了巩固现代性“铁笼”的手段,其人文关怀与诗意栖居的向度日益式微。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人们的审美体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审美日益沦为了消费的附庸,其“无目的合目的性”的本真精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威胁。面对这一困境,重新架设起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之间的桥梁,在现代文明的裂隙中重拾诗意生存的可能,就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之问。为此,有必要在梳理学术谱系的基础上,以康德“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为参照,吸收张谡教授“慢速审美”的洞见,通过对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考察,发掘二者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在理念上的互通共鸣。
回溯学术谱系,休假制度研究经历了从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再到文化社会学的思想转向,人们对休假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视角也愈发多元；审美变化研究则从康德开启的现代审美理论,经由阿多诺等人的批判理论剖析,再到伯格等人从文化研究角度的透视,其方法论不断革新,问题意识愈加锐利。纵览不同研究取向对二者的考察,虽然视角各异,但都体现了对现代性之困的思索,对超越这一困境的理论探求。在此基础上,康德的“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提供了重新理解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关系的思想资源。按照康德的观点,审美作为一种“无目的”的“主观普遍性”游戏,超越了感官快感却又有别于道德教诲,体现了人的想象力与知性能力的和谐统一。以此观照休假制度,它要发挥应有功效,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给人放假,而应成为一种“无目的”的制度安排,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审美要彰显本真意义,也不能停留于感性刺激,而应上升为一种“合目的”的精神追求,为人的心灵涵养提供滋养。如此,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为人的诗意生存开辟道路。
与此同时,张谡教授在《慢速审美：诗意生存的坦途与歧途——兼与杨向荣教授商榷》（以下简称《慢速审美》）一文中提出的洞见也引人深思。他敏锐地指出,在快速文化肆虐的今天,人们的审美体验日益浮躁、肤浅,导致了审美意义的贬损,让诗意栖居蒙上暗影。“慢速审美”强调以“慢”的姿态抵抗“快”的侵蚀,张扬审美体验的从容感、耐心度,可谓是对“无目的合目的性”理念的生动诠释。进而言之,休假制度要挺立“慢速审美”大旗,就必须反思内在的功利性倾向,回归劳动者为本的人文关怀,为人们提供充分的、不受侵扰的“无用闲暇”。没有“慢速审美”作为价值引领,“无目的”的休假就可能落入自我麻痹；反之,没有“无目的”的休假作为物质基础,“慢速审美”也难以摆脱悬空蹈虚。
由此可见,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之间存在着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依存,又相得益彰。作为保障“无用闲暇”的物质形式,休假制度为人的“无目的”审美体验提供了现实条件；作为引领生活方式的价值追求,“慢速审美”又为休假制度注入了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二者的对接融通,正是为生命诗意吟唱创造制度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性乱象中重建二者的“共在”,不仅是一种学理的学术创获,更蕴含着抵抗生活窘困化的现实担当。透过“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的视镜,在多元理论对话中揭示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内在张力,进而为诗意生存开拓新的哲学想象,这一探索虽尚属管中窥豹,但至少为重新理解二者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坐标。在文化失忆蔓延的时代,这样的批判性研究尤为必要,它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人文精神,重塑了渐行渐远的审美意蕴。
一、休假的“无用性”：自由闲暇的制度保障
休假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性需求,更蕴含着追求自由闲暇、实现诗意生存的人文关怀。纵观休假制度的历史演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他律”走向“自律”的发展脉络。在前工业时代,休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他律”式的强制安排,或出于宗教崇拜的目的,或源于农耕生活的节律。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休假逐渐摆脱了传统社会的束缚,成为一种以个人意志为导向的“自律”式选择。这一转变标志着休假从制度的“无意识”走向“自觉”,个人在休假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在这个意义上,休假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摆脱目的性羁绊的“无用闲暇”。与工作时间的目的性和强制性相对,休假时间属于一种“无用”的存在,它不直接服务于任何外在目的,而是为个人的自由支配敞开了一扇大门，因为闲暇原本就意味着摆脱世俗劳作束缚的自由支配时间。在“无用闲暇”中,个人可以暂时告别日常生活的纷扰,去探索生命的诗意,去思索存在的意义。这种自由的时空,正是实现自我、重拾生活完整性的重要途径。
对此,萨特“本真存在”的概念提供了哲学上的洞见。在萨特看来,人的存在分为“自在”和“向自”两种形态。“自在”是一种非主体性、非自觉的存在状态,个人在其中沦为“他人”眼中的客体；“向自”则是一种主体性、自觉的存在方式,个人在其中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本真存在”则意味着个人在“向自”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超越了“自在”的惰性和“他律”的异化,从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对应到休假语境,当个人在“无用闲暇”中摆脱工作的羁绊,去追寻生命的诗意,去思考存在的意义,这正是一种“本真存在”的生动写照。由此,休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个人实现自我、重拾生活完整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然而,休假“无用性”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却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本主义逻辑的泛化,使得效用至上的观念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语境下,“无用闲暇”的休假精神日益遭到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休假效用的片面追逐。一些企业将休假视为提升员工工作绩效的手段,而非保障其诗意生活的目的；一些个人则将休假等同于消费娱乐的狂欢,而非追寻本真自我的旅程。如此,“无用”蜕变为“有用”,“自律”异化为“他律”,“本真存在”沦为“自在存在”,休假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可以说,效用至上的观念正是休假“无用性”的最大挑战。
面对这一困境,张谡教授所谈及的“慢速审美”无疑提供了一剂解毒良方。“慢速审美”强调要用“无用”的闲情超越“有用”的羁绊,其精神实质正是对“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生动诠释。细究之下,“慢速审美”与“无用闲暇”可谓同出一辙、异曲同工。从形式上看,二者都张扬了生活的从容感、审美的耐心度,对时间具有一种悠闲的驾驭力；从内容上看,二者又都强调了精神的“无用性”特征,将生命体验置于功利性目的之上。由此,“慢速审美”与“无用闲暇”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没有“无用闲暇”作为物质基础,“慢速审美”就难以嵌入日常生活；而没有“慢速审美”作为精神指引,“无用闲暇”也容易流于表面化、庸俗化。可以说,二者的对接融通,正是诗意生存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进一步来看,休假“无用性”的意义还在于,它为“慢速审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倘若个人没有充分的休假时间,就不可能拥有悠游自得的审美体验；倘若社会没有良好的休假制度,个人的“慢速”生活也就缺乏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反之,一个保障“无用闲暇”的休假制度,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意味着更多的审美陶冶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休假制度是“慢速审美”的现实土壤,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开辟了通往诗意栖居的道路。
整体来看,在现代性的洪流中,休假“无用性”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视野,它关乎个人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关乎生活能否彰显本真的意蕴,关乎人能否过上诗意的人生。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效用至上的观念肆虐的今天,彰扬休假“无用性”的价值,捍卫“无用闲暇”的尊严,已经成为了抵抗生活窘困化的重要路径。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慢速审美”理念的滋养,更离不开人文主义精神的觉醒。
二、审美的“无目的性”：超脱功利的精神家园
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感官愉悦或情感宣泄,而是蕴含着一种超越功利羁绊、追求心灵自由的崇高品格。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以“无目的合目的性”理论阐释了审美判断的独特性。他指出,审美判断不同于认知判断,并不以概念为依归,而是呈现为一种自由的“游戏”；同时,审美愉悦也有别于感官快感,它建立在“无目的”的形式合目的性之上,彰显了一种超功利的精神追求。用康德自己的话说：“美是一个对象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只要在对象里面被知觉到,而不以任何目的的表象为根据。”由此来看,审美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藩篱,在主观愉悦感和客观形式秩序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具体言之,“无目的性”作为审美的灵魂,其人性基础正在于个体自由的想象力和普遍的愉悦感。一方面,审美之所以“无目的”,是因为它源于人的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在审美体验中,个体可以挣脱概念束缚,尽情展开联想和创造,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解放感。另一方面,审美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唤起了人类共通的愉悦情感。虽然每个人的审美感受可能不尽相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审美,都会引发一种心灵的共鸣,体现出人性的同一性。正是自由想象力和普遍愉悦感的交织,构成了审美“无目的性”的人性基础。
然而,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无目的性”的审美精神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物欲横流的语境下,审美日益沦为功利追求的附庸,其超越性品格遭到了极大的贬抑。一些人将审美等同于感官刺激,追求感官快感而忽视精神愉悦；一些人又将审美视为炫耀身份的资本,满足虚荣心而丧失批判性。在这种情况下,审美不再是一种“无目的”的心灵超越,而成为了一种“有目的”的利益工具。如此,个体精神家园沦陷,自由想象力枯竭,普遍愉悦感扭曲,审美的“无目的性”也就名存实亡了。
面对这一困境,张谡教授的《慢速审美》一文无疑给人以诸多启示，其强调要用审美的从容态度抵御功利的狂飙突进,其多重意蕴引人深思，即：
其一，“慢速审美”是对快速文化的一种有力抵抗。在张谡教授看来,快速文化是消费主义的产物,它以感官刺激和即时满足取代了深度体验和精神愉悦,导致了审美的肤浅化和庸俗化。而“慢速审美”则倡导一种不慌不忙、细细品味的生活方式,强调要在漫长历史和广阔空间中探寻诗意栖居的可能。通过对时间的延展感知和对空间的沉浸体验,“慢速审美”唤醒了人的想象力,激活了审美愉悦感,从而为“无目的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慢速审美”与康德理论遥相呼应,二者都彰显了审美超越功利羁绊的崇高品格。
其二,“慢速审美”还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它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审美基础。“慢速”理念源于“慢食”运动,倡导人们放慢脚步,去体验食物的本真,去感悟天人合一的哲理。进而,“慢速审美”将这种理念引申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要超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去感知万物一体的生命律动。在“慢速”的体验中,个体可以暂时告别都市喧嚣,去倾听鸟语花香,去感悟山水天地,从而重拾生态意识,唤醒环保情怀。质言之,“慢速审美”在现代性的断裂中重建起人与自然的连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审美滋养。
其三,“慢速审美”对焦虑主体而言,还意味着一种自我疗愈的路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个体往往患得患失、自我迷失,难以获得内心的宁静。而“慢速审美”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正是对这种状况的一剂解毒良方。通过放慢生活节奏,个体可以摆脱时间的桎梏,去感受生命的悠长；通过沉浸审美体验,主体又可以超越自我的局限,去洞察人性的丰富。在这个过程中,焦虑情绪得以舒缓,自我意识得以重塑,生命困境也就有了突破的曙光。换言之,“慢速审美”为现代主体开辟了自我疗愈的道路,它以审美的方式抚慰了人心,滋养了灵魂。
综合来看,在现代性的洪流中,重温康德“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理论,对审美“无目的性”的意义进行反思和重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张谡教授谈及“慢速审美”的理念,则为这一反思提供了极具洞见的当代注脚。“慢速审美”以其多重意蕴,生动诠释了审美“无目的性”的时代价值：它既是对快速文化的审美抵抗,又是对生态危机的情感回应,更是对焦虑主体的心灵慰藉。在这个意义上说,捍卫审美的“无目的性”,已经成为了抵御物欲横流、重建诗意人生的重要路径。然而,这绝非意味着对“无目的性”的僵化理解和教条遵从。在张谡教授看来,“慢速审美”虽为诗意生存开辟了道路,但也要警惕其可能的歧途。倘若“慢速审美”沦为简单的节奏放缓,审美就可能流于懒散而无力；倘若“无目的”被曲解为脱离现实的空想,审美又恐将异化为精神鸦片。可见,真正的“无目的性”必须扎根于现实生活,又能超越现实局限；必须彰显主体能动性,又能映照客观形式秩序。
三、休假的“无用性”与审美的“无目的性”：一种内在循环
休假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其意义绝不仅限于生理恢复或心理调节,而是蕴含着一种超越功利视域、追求生活意义的人文关怀。进而,休假之“无用”与审美之“无目的性”之间,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循环与辩证。
首先,从“无用”到“无目的”,休假为审美体验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一方面,休假意味着一种自由支配时间的状态,它使个体从日常的利益牵绊中脱身而出,为“无目的”的审美提供了形式上的前提。在休假期间,个体不再受制于现实的目的性要求,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想象和创造,去探寻生活的诗意与美好。可以说，在闲暇中,主体性摆脱了直接的欲望、个人需要和外在目的的束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休假之“无用”恰恰为审美之“无目的”敞开了时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休假更意味着一种心灵的解放,它使个体摆脱了现实的羁绊,为“无目的”的审美营造了心理上的氛围。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往往被各种责任和义务所缠身,难以获得心灵的自由。而休假则为主体提供了一个暂时告别现实的间隙,使其可以在心理上实现“无目的”的状态。在闲暇中,个人可以摆脱社会强加于他的虚假需要,成为自由的主体，也就是说，休假通过心灵的解放,为“无目的性”扫清了心理上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休假对审美“无目的性”的形式支撑和心理铺垫,绝非抽象的理论演绎,而是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诸多印证。比如,在假日旅游中,个体往往能够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以“无目的”的心态去欣赏异域风光；又如,在业余爱好中,主体常常可以摆脱外在评判,以“无目的”的创造激情去陶冶情操。可见,正是休假提供的“无用”时空,使审美的“无目的”体验成为可能。
其次,从“无目的”到“无用”,审美追求又反过来推动了休假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审美体验彰显了休假的社会价值,它为人们重塑生活意义提供了独特路径。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往往被工具理性所裹挟,生活逐渐失去了诗意色彩。而审美则以其"无目的"的超越姿态,为生活注入了更高的意义向度。通过在闲暇时光中追求“无目的”的美,个体得以摆脱片面的功利评判,去体味生命的丰富内涵。进而视之,审美实践使休假的“无用”焕发出全新的存在价值,它不再是单纯的时间浪费,而是成为了塑造生活意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审美追求还彰显了休假制度的人文关怀,它凸显了保障“无目的”空间的重要性。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提升。而要实现这种向往,仅仅依靠物质供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为个体提供展开“无目的”审美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完善休假制度就成为了呼应人文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唯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无目的”的审美体验预留出“无用”的空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反之,倘若休假被无限压缩乃至泯灭,个体的审美追求也就无从谈起了。
透过“无用”与“无目的”的辩证法,我们更可以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和必要矫正。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无用”与“无目的”往往被视为需要终结的对象,休假和审美也因此而不断遭受排斥和挤压。然而,这种做法却是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试想,倘若个体失去了“无用”的休假,生活就将沦为单调乏味的机械重复；倘若主体丧失了“无目的”的审美,人生也将堕入庸常猥琐的物欲牢笼。由此可见,“无用”与“无目的”绝非文明的毒瘤,而恰恰是现代性病理的解毒剂。
从更深层次看,捍卫“无用”的闲暇,为“无目的”的审美提供制度依托,已经成为了张谡教授“慢速审美”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诚如张谡教授所言,“‘慢速'不等同于懒散,‘慢速审美'要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中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个体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必要的社会制度安排。在诸多制度中,休假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休假为“慢速审美”提供了现实的时间基础。只有拥有足够的“无用”闲暇,个体才有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去追寻“无目的”的生活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保障必要的休假天数,已经成为了“慢速审美”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休假还体现出“无用”程度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即便在休假状态下,“无用”也并非绝对,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内涵和境界。比如,单纯的休息属于“无用”的浅层次,而内化于心的“慢速”体验则属于“无用”的高层次。那么,“无用”与“无目的”休假的层次划分,也就成为了区分“慢速审美”深浅的重要尺度。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休假之“无用”还是审美之“无目的”,其意义都绝不能被简单化约和庸俗化。在功利主义盛行的语境下,我们尤其要警惕将“无用”等同于无所事事,将“无目的”等同于毫无意义。事实上,真正的“无用”恰恰蕴含着高于功利的存在价值,真正的“无目的”也恰恰指向了超越局限的意义追求。惟此,在倡导“无用”闲暇、”无目的”审美的同时,我们还须不断澄清其内在旨趣,以免其堕入庸常化的泥沼。
综上所述,休假的“无用性”与审美的“无目的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构关系。一方面,“无用”为“无目的”提供必要前提,休假之于审美恰如土壤之于花朵；另一方面,“无目的”为“无用”赋予崇高内涵,审美追求引领着休假制度的完善。进而,两者的辩证法还为现代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开辟了独特路径。惟其如此,张谡教授“慢速审美”的现实落点才能最终找到,生命的诗意栖居也才能在“无用”与“无目的”的交织中熠熠生辉。
四、个人主义语境下的休假审美：新的张力与可能
在个人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休假审美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张力和可能。一方面,个人主义对“无目的”休假产生了复杂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休假审美也出现了从“无目的”到“为我”的个人主义转向。进而,如何重构“无目的”休假审美,在个人与社会间寻找平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对此,张谡教授谈及的“慢速审美”的警示意义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个人主义对“无目的”休假的影响是双重的。从积极面看,个人主义以其强调个体自由的理念,为肯定“无用”闲暇的价值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个人主义语境下,个体不再被视为社会机器的单纯齿轮,而是成为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主体。由此,摆脱功利束缚的“无目的”休假,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正如休假观念的调查数据所显示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休假是一种权利而非恩赐”的观点。可见,个人主义对“无用”闲暇价值的肯定,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个人主义对“无目的”休假的影响,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在个人主义泛化的趋势下,功利主义倾向不断加剧,“无目的性”追求也因此而遭受削弱。一些调查数据就表明,不少人在休假期间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利益的牵绊,难以进入“无目的”的心理状态。不难见出,片面的个人主义极易导致“无目的”沦为口号,使休假蜕变为功利的延伸。此时,个人主义语境下“无目的”休假所面临的张力,已经初露端倪。
其次,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影响,休假审美也出现了从“无目的”到“为我”的转向。与“无目的”强调超越功利相比,“为我”更加突出了自我实现、自我关怀和自我满足的向度。在这种诉求下,休假不再是单纯摆脱现实的途径,而更成为了一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实际上，‘慢生活’绝不意味着懒散,‘慢休假'的目的恰恰在于通过自我放松来实现生命的舒展和内心的满足。由此可见,“为我”虽然不同于“无目的”,但却是“无目的”在个人主义语境下的合理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无目的”与“为我”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张力。就内在逻辑而言,过度强调“为我”极易陷入自由与自私的悖论。倘若“为我”被简单等同于一切从我出发,个体与他者、社会的关联也就被割裂了。在休假领域,这种割裂往往导致一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倾向。比如,一些休假行为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却对环境和他人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为我”作为“无目的”的转化形式,其合理性边界就值得警惕了。
此外,重构“无目的”休假审美,在个人主义语境下寻找新的平衡,已经成为了一个亟需直面的现实议题。为此,我们既要看到“无目的”与“为我”的关联,也要警惕“为我”对“无目的”的僭越。一方面,在“无目的”追求的指引下,“为我”应当以自我实现为向度,摆脱私欲的羁绊,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只有如此,“为我”才能获得内在正当性,成为“无目的”在个人主义语境下的当代诠释。另一方面,对“无目的”的坚持,也为防止“为我”异化提供了必要约束。唯有将“无目的”作为“为我”的前提,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才能得以彰显,自由选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才能最终实现。
对于个人主义语境下休假审美的重构,正如张谡教授所言,“‘慢'不是懒,‘慢'是美,‘慢速审美'的目的是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意义上,“慢速审美”与单纯强调自我关怀的个人主义存在着内在张力。倘若“慢速”沦为个人主义的附庸,其诗意品格也就荡然无存了。由此,张谡教授对“慢速审美”可能异化为“慢速论”的警惕,实际上道出了个人主义语境下休假审美的症结所在。事实上,在张谡教授看来,真正的“慢速审美”绝不拘囿于“为我”,而是要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一方面,“慢速”要求个体摆脱功利化的急躁,去享受闲暇的品质,这与“无目的”休假有着内在契合。另一方面,“慢速”更强调生活方式的整体改变,要求个体将“慢”内化为一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由此而观之,“慢速审美”对休假观念的重塑,恰恰为个人主义张力的化解提供了路径。它告诉我们,休假不应是单纯的自我放纵,而应与社会生活的革新融为一体；个人主义追求与社会主义理想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在二者间找到契合点。
结语
通过对张谡教授《慢速审美》一文的深入研读,引发了我对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互动关系的系统追溯与理论反思，在此分享以下几点拙见：
休假“无用性”与审美“无目的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循环,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向度。在这个意义上,休假审美的变迁,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层变化。由奢靡走向朴素、由有用转向无用,体现的正是现代人对功利主义的反思,以及对诗意生存的向往。可以说,休假“无用性”与审美“无目的性”的内在循环,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标志着现代性的自我超越。它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可能的未来图景：摆脱工具理性的羁绊,回归生活本真,让诗意栖居成为现实。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数字时代语境下休假审美的转型问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碎片化”时间的泛滥,网络空间的无限延伸,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交织,无不对传统的休假观念提出了挑战。如何在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休假,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实现诗意栖居,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对此,我们既要看到数字技术对休假审美的颠覆性影响,也要认识到数字时代对诗性生存的现实制约。在数字时代,“无目的”休假不应被简单等同于网络时间的消磨,而应体现为对科技理性的超越,对人文精神的回归。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建设中,既要统筹考虑数字时代休假观念的新变化,又要坚持休假“无用性”的人文内核,在传统与现代间探索诗意生存的新路径。
最后，作为对“快速文化”弊端的反思,“慢速审美”突出强调了生活节奏的缓释、时间体验的优化以及诗意品位的提升。这些理念对于矫正当下功利化、碎片化的休假观念,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不过,面对休假制度与审美变化的新图景,我们也有必要对“慢速审美”进行创新发展。一方面,要进一步丰富“慢速审美”的理论内涵,使其不仅适用于对抗“快速文化”,而且能够回应数字时代休假审美的特殊诉求。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慢速审美”的实践转化,通过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为“慢速”理念在休假领域的贯彻落实提供必要支撑。惟有在理论探索与实践转化的良性互动中,张谡教授谈及的“慢速审美”的当代价值才能充分彰显,诗意生存的美好愿景才能在休假领域落地生根。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山东大学）基地主任助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姜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