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强渡乌江
第五章 强渡乌江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乌江自西向东纵贯贵州全省，把贵州一分为二，成为一道天然屏障，素有“乌江之险”之称。刘东志和卫生队伍到达的时候，已经听到前面战友传来了不少关于乌江的情况。乌江宽200多米，深不可测，水势湍急，就是扔了一个鹅毛，也会被席卷沉入水底。除了渡口没有其他河段可以渡河，甚至无法架设浮桥。国民党更是调兵遣将，认为“前有天堑，四面围堵，后有追兵”，红军这次是“插翅难逃”，他们甚至叫嚣要把“乌江变成第二个湘江”，妄图绞杀中央红军剩余的有生力量。
刘东志在队伍停下来休整的时候，跟当地群众了解收购中草药的事。老乡知道队伍要过江，就告诉他，想要渡过乌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大木船；第二，必须是大晴天；第三，必须有熟悉乌江的好船夫。他还告诉刘东志，国民党的部队早就来过了，别说大船，就连木桨都没有留下一只，甚至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被收走了，好的船夫更是被提前抓了起来。
老乡最后劝刘东志跟队伍走，还是去走别的路吧，过不去的，神仙都做不到。
刘东志坚定地说：“放心吧，我们一定过得！”
刘东志对渡过乌江是有信心的，这信心来自他加入红军以来，所见所闻所参与的每一次战斗和任务。红军强大的意志力和创造力，已经无数次证明了红军是吓不住、打不倒、挡不住的。乌江虽然是常人无法逾越的天堑，但是刘东志坚信红军一定有办法征服它、战胜它，并粉碎敌人的围堵和阴谋。
红军采用竹筏强渡乌江，经过侦察、偷渡和潜伏等前期工作，终于摧毁了对岸敌人漫山遍野的工事。但是，大部队仅靠十几个竹筏过江是不可能的。最终，红军利用仅有的绳索、竹子和门板等架起了一座门板浮桥。由于是一节节组装连接在一起的，即便敌人的炮火炸到了桥，也不会整体沉下去，也不会影响渡江。时值严冬，搭建浮桥的战士们浑身被水湿透，身体冻得僵硬，手脚更是钻心地疼。这种低温下，皮肉很是脆弱，许多战士手都裂开口子流着鲜血，他们并未在意，顽强地完成了任务。
当刘东志渡过乌江，帮一个战士包扎的时候，他看着小战士手上的几十个伤口，心疼不已。
小战士却笑着说：“你别看我这么多口子，我搭得可比他们还快呢。”
刘东志看着一脸骄傲的小战士说：“忍着点，有点疼。”他用消毒水给他擦洗伤口。
小战士连连说：“不疼，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刘东志知道，红军战士，没有一个怕疼的。做了这么久医疗工作，他深知，死有时候并不可怕，但是疼，才是可怕的。有的疼让人痛不欲生，甚至用死来解脱，这种事在红军的伤病员里并不新鲜。很多伤残截肢的战士，没有麻药和止痛药，活活被疼死的场面，大概每个医护人员都见过。那一刻，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悲痛万分，更严重的是深深的无助和自责。
刘东志对疼痛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被弹片炸伤右眼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他当时昏厥了过去。当时的战场，只对他进行了简单的消毒和包扎，至今伤残的眼球和一块弹片还留在眼内。他从长征开始就负责带领十几个伤员紧跟大部队，他的右眼打着绷带，稍微大一点幅度的动作都牵引着右眼一阵钻心的疼痛。直到长征胜利会师到达延安之后，才得到后续治疗。但右眼深部的弹片，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仍无法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时间太长，弹片与血肉已经长在了一起，没办法取出。
刘东志负伤的时候，还是个19岁的孩子。这个弹片在他眼窝里长了几十年，每逢阴雨天气，都会一阵阵的疼痛，给他这一生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刘东志伤残的右眼，只是千万个伤病员的一个缩影。这是医疗的悲剧，也是长征的悲剧，更是红军的悲剧。
1月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大部队陆陆续续进发过去。随后召开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终于不用一味“逃跑”了，整个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扫清了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霾，坚定了走向革命胜利的信心。
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中央红军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整机会。总卫生部召开了由各级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卫生工作会议，检查长征以来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情况，总结经验，评选卫生模范单位。评选的标准只有两条：一是发病少，二是不丢伤病员。而当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只有红2师4团，它被授予了“卫生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刘东志很是敬重这个荣誉，这是对医护工作最大的肯定。他心中暗暗发誓，以后要加倍努力，救治好伤病员。而对于如何提高救治水平，他却一筹莫展。这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红军医护学校复课，并新招收了近200名学员，针对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科目进行培训。刘东志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他激动万分，甚至比当兵第一天还要兴奋。那时候，他虽然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但是却也是懵懵懂懂。现在的他，却是一个经历无数生死考验的，坚定的红军战士，他更加知道学习知识，武装自己的意义，并不在于自我，而是为了救助更多的伤病员，他感觉这是使命，更是责任。
红军医护学校在遵义城内的省立第二中学复课了，主要进行卫生勤务和伤病急救知识的教育，课程安排采取“少而精”的原则，结合战争实际，突出重点。临床医学课则以战伤救治和疟疾、痢疾及下肢溃疡等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辅以必要的基础知识讲授。刘东志和学员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毕竟他认识的字不多，做笔记对他来说还不现实。虽然学起来还是很吃力，他就尽力让自己把老师讲的话都记住，晚上不断地回忆背诵，并向同学不断请教，大家都互相帮助，耐心讲解。
由于战事紧张，这次的复课，只坚持了一周，就又开始了行军战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刘东志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提高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他懂得了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需要强大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组合成一个合格的医护人员。这对于他来说，还很遥远，但是对于长征路上的战士，谁又会害怕遥远呢？他明白自己文化水平低，首先他从识字写字开始，这是学习一切文化的基础。他开始向卫生队里有文化的战友请教，每天学习五到十个字，战斗期间救助伤病员任务重，他可能几天也没时间学习，一旦缓和下来，他就马上继续学习。实际上，整个长征下来，他每天平均大概只学习了两个字。即便如此，长征结束之后，他已经能够读书看报了，这对于他接下来的学习，开了一个好头。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乌江自西向东纵贯贵州全省，把贵州一分为二，成为一道天然屏障，素有“乌江之险”之称。刘东志和卫生队伍到达的时候，已经听到前面战友传来了不少关于乌江的情况。乌江宽200多米，深不可测，水势湍急，就是扔了一个鹅毛，也会被席卷沉入水底。除了渡口没有其他河段可以渡河，甚至无法架设浮桥。国民党更是调兵遣将，认为“前有天堑，四面围堵，后有追兵”，红军这次是“插翅难逃”，他们甚至叫嚣要把“乌江变成第二个湘江”，妄图绞杀中央红军剩余的有生力量。
刘东志在队伍停下来休整的时候，跟当地群众了解收购中草药的事。老乡知道队伍要过江，就告诉他，想要渡过乌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大木船；第二，必须是大晴天；第三，必须有熟悉乌江的好船夫。他还告诉刘东志，国民党的部队早就来过了，别说大船，就连木桨都没有留下一只，甚至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被收走了，好的船夫更是被提前抓了起来。
老乡最后劝刘东志跟队伍走，还是去走别的路吧，过不去的，神仙都做不到。
刘东志坚定地说：“放心吧，我们一定过得！”
刘东志对渡过乌江是有信心的，这信心来自他加入红军以来，所见所闻所参与的每一次战斗和任务。红军强大的意志力和创造力，已经无数次证明了红军是吓不住、打不倒、挡不住的。乌江虽然是常人无法逾越的天堑，但是刘东志坚信红军一定有办法征服它、战胜它，并粉碎敌人的围堵和阴谋。
红军采用竹筏强渡乌江，经过侦察、偷渡和潜伏等前期工作，终于摧毁了对岸敌人漫山遍野的工事。但是，大部队仅靠十几个竹筏过江是不可能的。最终，红军利用仅有的绳索、竹子和门板等架起了一座门板浮桥。由于是一节节组装连接在一起的，即便敌人的炮火炸到了桥，也不会整体沉下去，也不会影响渡江。时值严冬，搭建浮桥的战士们浑身被水湿透，身体冻得僵硬，手脚更是钻心地疼。这种低温下，皮肉很是脆弱，许多战士手都裂开口子流着鲜血，他们并未在意，顽强地完成了任务。
当刘东志渡过乌江，帮一个战士包扎的时候，他看着小战士手上的几十个伤口，心疼不已。
小战士却笑着说：“你别看我这么多口子，我搭得可比他们还快呢。”
刘东志看着一脸骄傲的小战士说：“忍着点，有点疼。”他用消毒水给他擦洗伤口。
小战士连连说：“不疼，不疼，一点儿都不疼。”
刘东志知道，红军战士，没有一个怕疼的。做了这么久医疗工作，他深知，死有时候并不可怕，但是疼，才是可怕的。有的疼让人痛不欲生，甚至用死来解脱，这种事在红军的伤病员里并不新鲜。很多伤残截肢的战士，没有麻药和止痛药，活活被疼死的场面，大概每个医护人员都见过。那一刻，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悲痛万分，更严重的是深深的无助和自责。
刘东志对疼痛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被弹片炸伤右眼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他当时昏厥了过去。当时的战场，只对他进行了简单的消毒和包扎，至今伤残的眼球和一块弹片还留在眼内。他从长征开始就负责带领十几个伤员紧跟大部队，他的右眼打着绷带，稍微大一点幅度的动作都牵引着右眼一阵钻心的疼痛。直到长征胜利会师到达延安之后，才得到后续治疗。但右眼深部的弹片，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仍无法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时间太长，弹片与血肉已经长在了一起，没办法取出。
刘东志负伤的时候，还是个19岁的孩子。这个弹片在他眼窝里长了几十年，每逢阴雨天气，都会一阵阵的疼痛，给他这一生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刘东志伤残的右眼，只是千万个伤病员的一个缩影。这是医疗的悲剧，也是长征的悲剧，更是红军的悲剧。
1月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大部队陆陆续续进发过去。随后召开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终于不用一味“逃跑”了，整个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扫清了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霾，坚定了走向革命胜利的信心。
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中央红军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整机会。总卫生部召开了由各级卫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卫生工作会议，检查长征以来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情况，总结经验，评选卫生模范单位。评选的标准只有两条：一是发病少，二是不丢伤病员。而当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只有红2师4团，它被授予了“卫生模范团”的光荣称号。
刘东志很是敬重这个荣誉，这是对医护工作最大的肯定。他心中暗暗发誓，以后要加倍努力，救治好伤病员。而对于如何提高救治水平，他却一筹莫展。这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红军医护学校复课，并新招收了近200名学员，针对战场紧急救护、疾病防治和行军过程中的医疗护理等科目进行培训。刘东志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他激动万分，甚至比当兵第一天还要兴奋。那时候，他虽然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但是却也是懵懵懂懂。现在的他，却是一个经历无数生死考验的，坚定的红军战士，他更加知道学习知识，武装自己的意义，并不在于自我，而是为了救助更多的伤病员，他感觉这是使命，更是责任。
红军医护学校在遵义城内的省立第二中学复课了，主要进行卫生勤务和伤病急救知识的教育，课程安排采取“少而精”的原则，结合战争实际，突出重点。临床医学课则以战伤救治和疟疾、痢疾及下肢溃疡等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辅以必要的基础知识讲授。刘东志和学员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毕竟他认识的字不多，做笔记对他来说还不现实。虽然学起来还是很吃力，他就尽力让自己把老师讲的话都记住，晚上不断地回忆背诵，并向同学不断请教，大家都互相帮助，耐心讲解。
由于战事紧张，这次的复课，只坚持了一周，就又开始了行军战斗。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刘东志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提高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他懂得了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需要强大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组合成一个合格的医护人员。这对于他来说，还很遥远，但是对于长征路上的战士，谁又会害怕遥远呢？他明白自己文化水平低，首先他从识字写字开始，这是学习一切文化的基础。他开始向卫生队里有文化的战友请教，每天学习五到十个字，战斗期间救助伤病员任务重，他可能几天也没时间学习，一旦缓和下来，他就马上继续学习。实际上，整个长征下来，他每天平均大概只学习了两个字。即便如此，长征结束之后，他已经能够读书看报了，这对于他接下来的学习，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