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突破封锁线
第四章 突破封锁线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
10月17日，红军到达于都县东门渡口，准备在这里南渡贡水。这里是刘东志的老家，他已经离家三年了，却不能回家里看望一眼父母。刘东志甚至不想见到父母，他无法想象母亲看到他炸残的眼睛时，会多么心疼，会流多少眼泪；父亲又会默默抽烟叹气，多少个夜晚无法入睡。
刘东志是一名红军战士，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顾全大局的革命纪律。他通过在部队的不断学习，明白只有革命成功，才能让父母，才能让全中国的人民摆脱贫穷和压迫，过上好日子。
通过侦察兵对水位的侦察，确定了渡河的位置。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侦察机，部队集结和搭建浮桥的工作只能在夜里进行，一共8个渡口，5个渡口需要搭建浮桥，夜里搭建好以供战士们渡河，天亮前再拆掉隐藏。就这样反复拆搭，直到20日，全军八万多人终于顺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渡过贡水，而接下来迎接红军的就是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
刘东志所在的卫生队都是伤员，走得慢，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被安排走在队伍的后面，并有战士专门保护。即便如此，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刘东志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牺牲。
为了阻止红军向粤赣边境进发，蒋介石指示粤军将领陈济棠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粤军以桃江为屏障，建立了长120公里、宽50公里的封锁线，布置了数百个堡垒，除了正规军，还安排当地靖卫团和“铲共团”严防密守，陈济棠称之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然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蒋介石设计让红军和陈济棠两败俱伤，以此削弱地方军阀粤军的实力。红军和陈济棠都看清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双方代表进行了谈判，虽然陈济棠和蒋介石都想绞杀红军，但他为了保存实力，还是同意借道给红军放行。
谈判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及时传达到前线，红军和粤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刘东志加入抢救伤员的队伍之中。红军以顽强的战斗力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四师师长洪超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东志正在给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也没有流泪，只是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战友们白白牺牲。
由于红军和陈济棠达成的协议，没有国民党大规模的围追堵截，红军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二、第三道防线。这一点，刘东志深有感触，没有源源不断送过来的伤员，他甚至感觉这就是一种幸福。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和平的重要意义，一份和谈的协议就可以避免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这么不可思议，又这么令人向往。
刘东志他们前后的队伍行进非常缓慢，这原因还不在伤员们，而在后勤的辎重队伍。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部队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包括极其笨重的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设备，野战医院的X光机，以及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甚至还携带了不少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废旧破烂。这些“坛坛罐罐”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其中仅苏维埃中央银行携带的财产（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印刷钞票的机器等）就有一百多副担子。这直接导致了队伍行进极其缓慢，尤其在一些狭窄的道路，往往造成大拥堵。刘东志会抓紧在队伍停滞的时间里，和医护人员为伤员换药包扎，常常忙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他瘫躺在土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飞鸟穿过，获得短暂的休息和安宁。
长征开始之后，红军的医疗系统承受了巨大的重担和空前的压力。土地革命时期，已建立了一定基础的医疗体系，但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大转移，以及冲破三次封锁线的战斗，医疗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转战零陵，准备渡过潇水，进入广西，再渡过湘江，继续西进。此时蒋介石终于判断出红军的计划路线，他第一步是马上调集重兵在潇水以东堵截我军，如果失败，第二步计划是在湘江以东建立阻击地带，这两步计划形成了恐怖的第四道封锁线。
国民党投入了40万的兵力，对红军展开了疯狂的绞杀。全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最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的人数从8.6万人骤降到3万多人。
担任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5000多人的队伍，顽强战斗，直到绝大多数指战员都牺牲了。师长陈树湘，在腹部受伤的情况下，为了掩护部队安全转移，毅然放弃了撤出战场的机会，最终弹尽被俘。在被敌人押往道县保安司令部的途中，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19岁的刘东志，听闻噩耗，和卫生队的战友们哭成了一团，作为医护人员的他们，深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女战士一边哭一边念叨：他得多疼啊！他得多疼啊……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与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并称为我军历史上的三大悲剧。 湘江战役极其惨烈悲壮，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当地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救护任务异常艰巨，本就薄弱的医疗系统，面临极大冲击。在苦战的五个昼夜里，刘东志他们几乎没有合过眼，运送过来的伤员就没有间断过，药品不够用、纱布不够用、人更不够用。看着遍地呻吟的战友们，刘东志几次险些崩溃瘫倒，他咬紧牙关坚持工作，因为密集的枪炮声告诉他，还会有更多的伤员到来。卫生队人人身体达到了极限，不断有人倒下，昏睡片刻后就会惊醒，马上挣扎起来，投入抢救伤员的战斗中。
刘东志这几天几乎都没怎么吃喝，高强度的忙碌，让他忘记了饥饿和口渴。红军医务人员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他们要把食物和干净的水留给伤员们，伤痛和失血过多的战友，急需补充营养，没有葡萄糖，没有盐水，没有抗生素，甚至连止疼药都没有。许多战友有的在手术中，有的在等待手术时被活活疼死了，而更多的战友死于伤口感染。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对此曾说过：“要是我们有医药供给，我们能够很容易援救伤者的百分之八十，我们大半的伤者死了，倒不是由于伤势，却是由于缺少滋养的食品和药物”。
中央红军出发前，发了3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队还带了装有200副担子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而这些药品早早就被用光了，以至于后来用草药来弥补药品的不足。当时的川康地区，盛产多种药材，红军一面行军，一面组织采集中草药。有时候向本地农民收购药材，既熬汤服用，也烘干舂成药粉，制成药丸，以备服用。
红军的医务人员在困境中研究出很多土办法，例如，没有纱布和药棉，就用土棉布加碱放在锅里反复煮软，加漂白粉漂洗干净，再用食盐水消毒，以代替纱布。用猪油、牛油或酥油代替凡士林配制软膏，用牛羊的肝脏来治疗雪盲症，用吃大蒜的方法来治疗或预防痢疾等。这些操作刘东志已经非常熟练，但这还远远不够，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能让“伤员早点好起来”。
长征之路非常艰难，自然环境尤其复杂，卫生条件更是恶劣。虽然长征前，部队做过卫生方面的宣传，但是不断的战斗和疲劳的行军，战士们往往就忽略了卫生的问题，因此沾染细菌，患上各种疾病。
刘东志他们一抽出时间，就给战士们宣传注意卫生，指导他们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的食物，宿营时避开有传染病的村庄和房舍，帮助各部挖厕所，穿好布鞋或草鞋，打绑腿不要过紧或过松，要用热水洗脚等。正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医务工作者的尽心努力，红军在长征途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和严重疫情，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
对于伤病员的救治，基本上采取自下而上的分级诊疗方式，以保持从前线包扎到后续治疗的连贯性。为了缩短救护伤员的距离，红军还将战场救护工作放在连一级，在第一时间对伤病员进行抢救处理，提高伤病员生还的可能性。
“连队卫生员装备有一瓶碘酒、少量吗啡和鸦片片剂、一瓶高锰酸钾消毒剂、多卷消毒纱布、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根探针，可以同时对10个人施行急救。”刘东志和卫生队的战友第一时间对伤员进行救治。送过来的伤员，有的进行了包扎，有的进行了简单的缝合手术，无论伤得轻重，都要保证他们能够随军行动。敌人的围堵和追击，让他们无法停留休息。
刘东志他们将伤员分成几类，伤轻且能够自己行走的，伤重的由战友用担架抬着走，而短期内无法恢复的伤员，只能就地安置在老乡家里，卫生队留下药品和现金，以保障伤员的恢复。这些重伤员，有一部分伤愈后归队，继续战斗；一部分没有在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挺过来，牺牲了；还有一部分在国民党追兵搜捕中被俘，大部分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跟随部队的伤员们，情况也很糟糕，缺少药品和食物，让很多伤得并不重的战士，最终倒在了崎岖的山路中。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面对大批的伤员，刘东志只能想办法多救治，根本无暇顾及伤后的恢复。只能顾眼前，成为当时最无奈的现实。这个现实纵然残酷，红军战士从不惧怕困难，也从不放弃。
部队中的医生、卫生员和看护员，他们明确分工，并相互协作，医生负责诊断伤情、开出处置方案，卫生员负责包扎和简单的治疗，而看护员的工作范围就更加繁杂，主要是照料伤病员，其中消毒换药、烧水打饭、思想安抚、催起床督休息等。
刘东志最开始就是在看护员的岗位上，一步步成长为班长、排长、区队长。
各个岗位的人员团结一心、紧密配合，保障了工作有序、效率高。这使得在如此大规模伤病员的高压之下，红军的医疗体系并没有崩溃，反而激发了斗志，逼出了方案。
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难题，除了中草药，还争取了很多当地的医生和土郎中加入救治的队伍，偏方、土办法等都被应用其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红军从来不会坐以待毙，面对困难，从来都是迎难而上。虽然大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但是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伤病员的死亡率还是达到了一半以上。刘东志从最初的难以接受，后来试着面对死亡，并化悲痛为力量，用最大努力减少战友的死亡。因为红军上下都明白，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胜利。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到达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刘东志听说毛泽东同志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刘东志虽然不懂战略转移的事情，但是他见过毛泽东同志，这也是他参军的原因，他从心里面觉得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对的。所以他听说，中央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很是高兴和激动。事后证明，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对红军进行整编，在医疗方面，为更好地适应流动性战争环境，红军开始丢弃笨拙的医疗设备和日常用品以方便行军，其中包括仅有的一架X光机。红军的行动更加方便了，但也给医疗救治工作带来了严峻困难。
总卫生部所属的医院规模数量大为减少，卫生教导队解散，大批的卫生干部离开医院下到各个一线部队，充实其医疗实力。积极缩减医院数量，抽调骨干充实前方部队，以保障一线部队的医疗救助能力。既增强了医护队伍的灵活机动性，一线部队的医疗卫生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这样的整编对于刘东志来说，无疑是个振奋的消息，他一直盼望总部医院的大医生、大专家到一线指导传授经验，这样会让伤员在第一时间就接受到更好的救治。以往很多战士的伤势过重，对于刘东志他们的能力来说，除了简单地包扎止血，简直是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来不及救治的战士的哀号声越来越小、呼吸越来越弱，直到消失。
总部卫生干部和医生下到一线之后，刘东志他们积极性高涨，工作和学习的热情更是沸腾。刘东志的医护知识很浅显、基础，这成为他一次飞跃提高的契机。每一名基层的医护人员都努力认真地边工作边学习，才发现以前很多方法是错的，或不科学、不理想、落后的。大家不知疲倦，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更好救治伤病员，“一切为了伤病员”。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出发，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
10月17日，红军到达于都县东门渡口，准备在这里南渡贡水。这里是刘东志的老家，他已经离家三年了，却不能回家里看望一眼父母。刘东志甚至不想见到父母，他无法想象母亲看到他炸残的眼睛时，会多么心疼，会流多少眼泪；父亲又会默默抽烟叹气，多少个夜晚无法入睡。
刘东志是一名红军战士，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顾全大局的革命纪律。他通过在部队的不断学习，明白只有革命成功，才能让父母，才能让全中国的人民摆脱贫穷和压迫，过上好日子。
通过侦察兵对水位的侦察，确定了渡河的位置。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侦察机，部队集结和搭建浮桥的工作只能在夜里进行，一共8个渡口，5个渡口需要搭建浮桥，夜里搭建好以供战士们渡河，天亮前再拆掉隐藏。就这样反复拆搭，直到20日，全军八万多人终于顺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渡过贡水，而接下来迎接红军的就是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
刘东志所在的卫生队都是伤员，走得慢，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被安排走在队伍的后面，并有战士专门保护。即便如此，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刘东志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牺牲。
为了阻止红军向粤赣边境进发，蒋介石指示粤军将领陈济棠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粤军以桃江为屏障，建立了长120公里、宽50公里的封锁线，布置了数百个堡垒，除了正规军，还安排当地靖卫团和“铲共团”严防密守，陈济棠称之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然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蒋介石设计让红军和陈济棠两败俱伤，以此削弱地方军阀粤军的实力。红军和陈济棠都看清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双方代表进行了谈判，虽然陈济棠和蒋介石都想绞杀红军，但他为了保存实力，还是同意借道给红军放行。
谈判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及时传达到前线，红军和粤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刘东志加入抢救伤员的队伍之中。红军以顽强的战斗力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四师师长洪超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刘东志正在给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也没有流泪，只是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战友们白白牺牲。
由于红军和陈济棠达成的协议，没有国民党大规模的围追堵截，红军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二、第三道防线。这一点，刘东志深有感触，没有源源不断送过来的伤员，他甚至感觉这就是一种幸福。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和平的重要意义，一份和谈的协议就可以避免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这么不可思议，又这么令人向往。
刘东志他们前后的队伍行进非常缓慢，这原因还不在伤员们，而在后勤的辎重队伍。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部队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包括极其笨重的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设备，野战医院的X光机，以及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等，甚至还携带了不少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等废旧破烂。这些“坛坛罐罐”加起来共有数千副担子，其中仅苏维埃中央银行携带的财产（包括黄金、白银、钞票和印刷钞票的机器等）就有一百多副担子。这直接导致了队伍行进极其缓慢，尤其在一些狭窄的道路，往往造成大拥堵。刘东志会抓紧在队伍停滞的时间里，和医护人员为伤员换药包扎，常常忙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他瘫躺在土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飞鸟穿过，获得短暂的休息和安宁。
长征开始之后，红军的医疗系统承受了巨大的重担和空前的压力。土地革命时期，已建立了一定基础的医疗体系，但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大转移，以及冲破三次封锁线的战斗，医疗工作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转战零陵，准备渡过潇水，进入广西，再渡过湘江，继续西进。此时蒋介石终于判断出红军的计划路线，他第一步是马上调集重兵在潇水以东堵截我军，如果失败，第二步计划是在湘江以东建立阻击地带，这两步计划形成了恐怖的第四道封锁线。
国民党投入了40万的兵力，对红军展开了疯狂的绞杀。全军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不怕牺牲，英勇苦战，最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的人数从8.6万人骤降到3万多人。
担任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5000多人的队伍，顽强战斗，直到绝大多数指战员都牺牲了。师长陈树湘，在腹部受伤的情况下，为了掩护部队安全转移，毅然放弃了撤出战场的机会，最终弹尽被俘。在被敌人押往道县保安司令部的途中，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19岁的刘东志，听闻噩耗，和卫生队的战友们哭成了一团，作为医护人员的他们，深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女战士一边哭一边念叨：他得多疼啊！他得多疼啊……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与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并称为我军历史上的三大悲剧。 湘江战役极其惨烈悲壮，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当地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救护任务异常艰巨，本就薄弱的医疗系统，面临极大冲击。在苦战的五个昼夜里，刘东志他们几乎没有合过眼，运送过来的伤员就没有间断过，药品不够用、纱布不够用、人更不够用。看着遍地呻吟的战友们，刘东志几次险些崩溃瘫倒，他咬紧牙关坚持工作，因为密集的枪炮声告诉他，还会有更多的伤员到来。卫生队人人身体达到了极限，不断有人倒下，昏睡片刻后就会惊醒，马上挣扎起来，投入抢救伤员的战斗中。
刘东志这几天几乎都没怎么吃喝，高强度的忙碌，让他忘记了饥饿和口渴。红军医务人员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方针，他们要把食物和干净的水留给伤员们，伤痛和失血过多的战友，急需补充营养，没有葡萄糖，没有盐水，没有抗生素，甚至连止疼药都没有。许多战友有的在手术中，有的在等待手术时被活活疼死了，而更多的战友死于伤口感染。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对此曾说过：“要是我们有医药供给，我们能够很容易援救伤者的百分之八十，我们大半的伤者死了，倒不是由于伤势，却是由于缺少滋养的食品和药物”。
中央红军出发前，发了3个月的药品，总卫生队还带了装有200副担子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而这些药品早早就被用光了，以至于后来用草药来弥补药品的不足。当时的川康地区，盛产多种药材，红军一面行军，一面组织采集中草药。有时候向本地农民收购药材，既熬汤服用，也烘干舂成药粉，制成药丸，以备服用。
红军的医务人员在困境中研究出很多土办法，例如，没有纱布和药棉，就用土棉布加碱放在锅里反复煮软，加漂白粉漂洗干净，再用食盐水消毒，以代替纱布。用猪油、牛油或酥油代替凡士林配制软膏，用牛羊的肝脏来治疗雪盲症，用吃大蒜的方法来治疗或预防痢疾等。这些操作刘东志已经非常熟练，但这还远远不够，他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能让“伤员早点好起来”。
长征之路非常艰难，自然环境尤其复杂，卫生条件更是恶劣。虽然长征前，部队做过卫生方面的宣传，但是不断的战斗和疲劳的行军，战士们往往就忽略了卫生的问题，因此沾染细菌，患上各种疾病。
刘东志他们一抽出时间，就给战士们宣传注意卫生，指导他们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的食物，宿营时避开有传染病的村庄和房舍，帮助各部挖厕所，穿好布鞋或草鞋，打绑腿不要过紧或过松，要用热水洗脚等。正是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医务工作者的尽心努力，红军在长征途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和严重疫情，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
对于伤病员的救治，基本上采取自下而上的分级诊疗方式，以保持从前线包扎到后续治疗的连贯性。为了缩短救护伤员的距离，红军还将战场救护工作放在连一级，在第一时间对伤病员进行抢救处理，提高伤病员生还的可能性。
“连队卫生员装备有一瓶碘酒、少量吗啡和鸦片片剂、一瓶高锰酸钾消毒剂、多卷消毒纱布、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根探针，可以同时对10个人施行急救。”刘东志和卫生队的战友第一时间对伤员进行救治。送过来的伤员，有的进行了包扎，有的进行了简单的缝合手术，无论伤得轻重，都要保证他们能够随军行动。敌人的围堵和追击，让他们无法停留休息。
刘东志他们将伤员分成几类，伤轻且能够自己行走的，伤重的由战友用担架抬着走，而短期内无法恢复的伤员，只能就地安置在老乡家里，卫生队留下药品和现金，以保障伤员的恢复。这些重伤员，有一部分伤愈后归队，继续战斗；一部分没有在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挺过来，牺牲了；还有一部分在国民党追兵搜捕中被俘，大部分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跟随部队的伤员们，情况也很糟糕，缺少药品和食物，让很多伤得并不重的战士，最终倒在了崎岖的山路中。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面对大批的伤员，刘东志只能想办法多救治，根本无暇顾及伤后的恢复。只能顾眼前，成为当时最无奈的现实。这个现实纵然残酷，红军战士从不惧怕困难，也从不放弃。
部队中的医生、卫生员和看护员，他们明确分工，并相互协作，医生负责诊断伤情、开出处置方案，卫生员负责包扎和简单的治疗，而看护员的工作范围就更加繁杂，主要是照料伤病员，其中消毒换药、烧水打饭、思想安抚、催起床督休息等。
刘东志最开始就是在看护员的岗位上，一步步成长为班长、排长、区队长。
各个岗位的人员团结一心、紧密配合，保障了工作有序、效率高。这使得在如此大规模伤病员的高压之下，红军的医疗体系并没有崩溃，反而激发了斗志，逼出了方案。
为了解决缺医少药的难题，除了中草药，还争取了很多当地的医生和土郎中加入救治的队伍，偏方、土办法等都被应用其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红军从来不会坐以待毙，面对困难，从来都是迎难而上。虽然大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但是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伤病员的死亡率还是达到了一半以上。刘东志从最初的难以接受，后来试着面对死亡，并化悲痛为力量，用最大努力减少战友的死亡。因为红军上下都明白，只有活着，才能有机会胜利。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到达黎平，召开了黎平会议。刘东志听说毛泽东同志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刘东志虽然不懂战略转移的事情，但是他见过毛泽东同志，这也是他参军的原因，他从心里面觉得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对的。所以他听说，中央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很是高兴和激动。事后证明，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对红军进行整编，在医疗方面，为更好地适应流动性战争环境，红军开始丢弃笨拙的医疗设备和日常用品以方便行军，其中包括仅有的一架X光机。红军的行动更加方便了，但也给医疗救治工作带来了严峻困难。
总卫生部所属的医院规模数量大为减少，卫生教导队解散，大批的卫生干部离开医院下到各个一线部队，充实其医疗实力。积极缩减医院数量，抽调骨干充实前方部队，以保障一线部队的医疗救助能力。既增强了医护队伍的灵活机动性，一线部队的医疗卫生能力也得到大幅提升。这样的整编对于刘东志来说，无疑是个振奋的消息，他一直盼望总部医院的大医生、大专家到一线指导传授经验，这样会让伤员在第一时间就接受到更好的救治。以往很多战士的伤势过重，对于刘东志他们的能力来说，除了简单地包扎止血，简直是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来不及救治的战士的哀号声越来越小、呼吸越来越弱，直到消失。
总部卫生干部和医生下到一线之后，刘东志他们积极性高涨，工作和学习的热情更是沸腾。刘东志的医护知识很浅显、基础，这成为他一次飞跃提高的契机。每一名基层的医护人员都努力认真地边工作边学习，才发现以前很多方法是错的，或不科学、不理想、落后的。大家不知疲倦，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更好救治伤病员，“一切为了伤病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