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张五刚急切地问我广告有没有着落，我说最近版面紧张，一有机会就上，张五刚对我的谎言显然是相信的。我从包里掏出信封和信纸，还故意放两本到木柜子里。张五刚说我不在家的几天，上门登记的人络绎不绝，说着拿出记录本。果然不错，有附近乡镇的，也有本镇村民的。我将他们的情况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人给他们组织好看的文字描述，然后集中发布。我们的征婚广告以前大都发在婚姻家庭类的杂志上，现在看这些杂志的人越来越少，而看电视剧的人多。县级电视台的游动字幕成为我们的首选，张五刚除了接待大龄青年，还要不断和电视台广告部签合同。现在的电视台离开了医药广告和我们这些广告它混个吊，张五刚一到电视台，人家把他当香牛捧，难怪镇上的许麻子咒骂他大专毕业的儿子没出息。不识几个大字，拖眼泪滴鼻涕的张五刚都成了大好佬，那么多人巴结他，据说还搞了不少女人，这是什么世道！许麻子手里的麻将动不动把桌子敲得丁丁冬冬地响，直到激起了麻友的反感，他才停止牢骚。
我要张五刚买电脑，人家外面全用电脑打印了，什么年代了，我们还在用原始的铁笔刻钢板。张五刚对我的建议很重视，马上答应我去买。这样，我就有借口溜到对面的“小红打印社”学打字，店老板叫徐应红，镇中毕业的，比我大三岁。镇上几家打印店就算徐应红的生意最好，几家搞沙石钢材批发的，广告一年贴到头。
听说你去北京了，带了几个姑娘回来？我说人家北京姑娘那个愿意到我们这个鬼地方来。那你去干什么？徐应红问得很认真，我说看一个北京的朋友。乖乖，你还有朋友在北京。我说到北京打工的可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徐应红特意为我搬来了一台老式的电脑，插上电源，噪音特别大。我说你有没有比这更好一点的。她抿嘴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练习要多好的干吗？这女人一点不像以前了。
徐应红曾被我堂哥追过一阵子，后来不知怎么放弃了。我曾给他们带过情书，偷偷地拆过他们的信，那话说的，看得我脸都红。后来徐应红走进了我的梦里。那时徐应红看到我不敢抬头，我看见她头更不敢抬。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
徐应红非要我说出向阳是男是女，我说是男的，她不相信。她说你们这些征婚专家都是情场高手，怎么可能做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我练了一个小时，也没摸出五笔字型到底有什么规律。徐应红眼睛一瞄，双手噼劈啪啪地敲击键盘。几个指头不停地变化着，若即若离，瞬间形成的美丽弧线像是幻化中的仙镜，那动作让我久久回味。我想如果那个女人在男人的身边以这样的方式出现，那是最美妙不过的。
张五刚大开嗓门喊我接电话，我正和徐应红开玩笑。刚生了孩子的妇女，身上还散发着奶香，胸口鼓胀着，一碰还湿湿的。以前，小镇上的妇女不戴胸罩，奶水常常影透了衬衫。现在时兴穿胸罩，也就避免了这样的尴尬。任你怎么抓她两个硕大的乳房，也不会湿了她的门面，只是疯了一样的狂笑。
“北京来的，快些！”张五刚一边用弊脚的普通话稳住对方，一面声嘶力竭地喊我。我抓过电话直接问向阳，那份新上的杂志有没有出来，向阳说快了，合同签了，交了三万押金，办公地在海淀区的厂洼。我问杂志怎么定位的，他说是青少年情感类的，绝对好看，有个姓肖的名流任主笔。我故意大声说，我那广告全拜托你了。向阳说你再等等吧！我明白他说的意思。我们的谈话，张五刚全听到了。听到就听到，我说这么大的声就是让他听到的。也许声音真的太大了，徐应红隔着一条街看我接电话，头都伸出了门。
向阳不断给我寄材料，都是出版信息之类的东西。我也只是看一下而已，统统塞进了抽屉。这些对于张五刚都是秘密。时间长了，我感到实在有些对不起向阳，光打雷不下雨，谁有这个耐心。向阳肯定相信我有能力拉上几个校长到《四方》上去登广告，或是做学校专刊。我是给镇中写过不少宣传材料，校长是我表哥。我希望表哥尽快升，升到局长才好。我跟向阳也吹过这层关系。
表哥对学校办公室主任写的东西不满意。我曾替两家个体老板写过材料。镇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写公文的好手，有些村民要上访，连夜请我写材料，为此我还得罪了干部。赵主任过年过节给我捎上两条烟什么的，我那好意思要，他硬塞给我。“你就收下，忙起来的话，我们还请你写材料。”赵主任这样说。年底总结他一般都让我写。表哥怎么知道他在大会上读的那些的东西是我写的呢？我不能把实情告诉他，老赵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用他的话说，我是他培养出来的唯一写手。何况他的妹夫还是镇里的人大副主席，再无知，我也不能不顾这层关系。
我怎么能跟赵主任说宣传这事，根本就开不了口，花公家钱给自己亲戚贴金，这是明的授人以柄。即使绕过赵主任，宣传费发票还得从赵主任的手里走，财务就这么硬性规定的。
向阳说，跑成一个合作单位可以给我三分之一的提成。发行太麻烦，线长，帐难要。我说这还不是关键，现在老百姓对学校的意见很大，尤其是乱收费。校长情愿请你吃吃喝喝，谁也不会傻到愿意为些小利去冒政治风险。
听说建工作站需要报批，我悄悄电话咨询了市新闻出版局，接电话的那个人明确告诉我，成立发行工作站必须要审批，否则就是非法，一套流程说了半天，他前说我后忘，大概除了进行行政审批还要到省里备案。这比婚介手续复杂多了。向阳三天两头给我电话，一打就是半小时。张五刚并不反感我们之间通电话，有时还插上两句，诸如邀其到小镇来玩之类的客套话。每次电话，向阳都要在我面前说王主任和他有多么的铁，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云云。
我一直不能理解向阳为何与他父亲关系处得那么僵。
对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来说，总希望培养出一个续任的人来秉承家风，向阳的父亲因为中医水平的高超颇受当地人的尊重，因此，他的观念大概和这种传统有关。向阳说他一点不喜欢这种传统，他喜欢出远门，喜欢冒险。传统的父亲自然不能容忍这一切，于是就吵，再到水火不相容，甚至发展到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的份上。向阳说他承包过农场，结果被和他合伙的连襟骗得一败涂地，连滚带跑逃出新疆。通州政府招待所的夜是不寐的夜。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说的那些话，反而对他的经历有了强烈的兴趣。我以为他到北京似乎有了一层悲壮的传奇意味。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太简单，简单得乏味。向阳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难以言说的沧桑。
我在去北京前从没单独出过远门，在学校里胆子也小，那些年流行武侠和琼瑶，老师说那些东西不是好东西，我规规矩矩地听老师的话，从不碰这些东西。我就读的职业高中在乡下，大家嫌寂寞，偶尔趁夜黑，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比如梨园和瓜地，带毛的黑狗肉，这些东西常常塞在床底的木箱内，分给我的也仅是我帮着打杂的一份，这也算是照顾的了。好在这些懦弱的东西没有影响到我在张五刚心中的形象。向阳的出现正慢慢改变着我。
我要张五刚买电脑，人家外面全用电脑打印了，什么年代了，我们还在用原始的铁笔刻钢板。张五刚对我的建议很重视，马上答应我去买。这样，我就有借口溜到对面的“小红打印社”学打字，店老板叫徐应红，镇中毕业的，比我大三岁。镇上几家打印店就算徐应红的生意最好，几家搞沙石钢材批发的，广告一年贴到头。
听说你去北京了，带了几个姑娘回来？我说人家北京姑娘那个愿意到我们这个鬼地方来。那你去干什么？徐应红问得很认真，我说看一个北京的朋友。乖乖，你还有朋友在北京。我说到北京打工的可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徐应红特意为我搬来了一台老式的电脑，插上电源，噪音特别大。我说你有没有比这更好一点的。她抿嘴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练习要多好的干吗？这女人一点不像以前了。
徐应红曾被我堂哥追过一阵子，后来不知怎么放弃了。我曾给他们带过情书，偷偷地拆过他们的信，那话说的，看得我脸都红。后来徐应红走进了我的梦里。那时徐应红看到我不敢抬头，我看见她头更不敢抬。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
徐应红非要我说出向阳是男是女，我说是男的，她不相信。她说你们这些征婚专家都是情场高手，怎么可能做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我练了一个小时，也没摸出五笔字型到底有什么规律。徐应红眼睛一瞄，双手噼劈啪啪地敲击键盘。几个指头不停地变化着，若即若离，瞬间形成的美丽弧线像是幻化中的仙镜，那动作让我久久回味。我想如果那个女人在男人的身边以这样的方式出现，那是最美妙不过的。
张五刚大开嗓门喊我接电话，我正和徐应红开玩笑。刚生了孩子的妇女，身上还散发着奶香，胸口鼓胀着，一碰还湿湿的。以前，小镇上的妇女不戴胸罩，奶水常常影透了衬衫。现在时兴穿胸罩，也就避免了这样的尴尬。任你怎么抓她两个硕大的乳房，也不会湿了她的门面，只是疯了一样的狂笑。
“北京来的，快些！”张五刚一边用弊脚的普通话稳住对方，一面声嘶力竭地喊我。我抓过电话直接问向阳，那份新上的杂志有没有出来，向阳说快了，合同签了，交了三万押金，办公地在海淀区的厂洼。我问杂志怎么定位的，他说是青少年情感类的，绝对好看，有个姓肖的名流任主笔。我故意大声说，我那广告全拜托你了。向阳说你再等等吧！我明白他说的意思。我们的谈话，张五刚全听到了。听到就听到，我说这么大的声就是让他听到的。也许声音真的太大了，徐应红隔着一条街看我接电话，头都伸出了门。
向阳不断给我寄材料，都是出版信息之类的东西。我也只是看一下而已，统统塞进了抽屉。这些对于张五刚都是秘密。时间长了，我感到实在有些对不起向阳，光打雷不下雨，谁有这个耐心。向阳肯定相信我有能力拉上几个校长到《四方》上去登广告，或是做学校专刊。我是给镇中写过不少宣传材料，校长是我表哥。我希望表哥尽快升，升到局长才好。我跟向阳也吹过这层关系。
表哥对学校办公室主任写的东西不满意。我曾替两家个体老板写过材料。镇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写公文的好手，有些村民要上访，连夜请我写材料，为此我还得罪了干部。赵主任过年过节给我捎上两条烟什么的，我那好意思要，他硬塞给我。“你就收下，忙起来的话，我们还请你写材料。”赵主任这样说。年底总结他一般都让我写。表哥怎么知道他在大会上读的那些的东西是我写的呢？我不能把实情告诉他，老赵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用他的话说，我是他培养出来的唯一写手。何况他的妹夫还是镇里的人大副主席，再无知，我也不能不顾这层关系。
我怎么能跟赵主任说宣传这事，根本就开不了口，花公家钱给自己亲戚贴金，这是明的授人以柄。即使绕过赵主任，宣传费发票还得从赵主任的手里走，财务就这么硬性规定的。
向阳说，跑成一个合作单位可以给我三分之一的提成。发行太麻烦，线长，帐难要。我说这还不是关键，现在老百姓对学校的意见很大，尤其是乱收费。校长情愿请你吃吃喝喝，谁也不会傻到愿意为些小利去冒政治风险。
听说建工作站需要报批，我悄悄电话咨询了市新闻出版局，接电话的那个人明确告诉我，成立发行工作站必须要审批，否则就是非法，一套流程说了半天，他前说我后忘，大概除了进行行政审批还要到省里备案。这比婚介手续复杂多了。向阳三天两头给我电话，一打就是半小时。张五刚并不反感我们之间通电话，有时还插上两句，诸如邀其到小镇来玩之类的客套话。每次电话，向阳都要在我面前说王主任和他有多么的铁，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云云。
我一直不能理解向阳为何与他父亲关系处得那么僵。
对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来说，总希望培养出一个续任的人来秉承家风，向阳的父亲因为中医水平的高超颇受当地人的尊重，因此，他的观念大概和这种传统有关。向阳说他一点不喜欢这种传统，他喜欢出远门，喜欢冒险。传统的父亲自然不能容忍这一切，于是就吵，再到水火不相容，甚至发展到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的份上。向阳说他承包过农场，结果被和他合伙的连襟骗得一败涂地，连滚带跑逃出新疆。通州政府招待所的夜是不寐的夜。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说的那些话，反而对他的经历有了强烈的兴趣。我以为他到北京似乎有了一层悲壮的传奇意味。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太简单，简单得乏味。向阳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难以言说的沧桑。
我在去北京前从没单独出过远门，在学校里胆子也小，那些年流行武侠和琼瑶，老师说那些东西不是好东西，我规规矩矩地听老师的话，从不碰这些东西。我就读的职业高中在乡下，大家嫌寂寞，偶尔趁夜黑，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比如梨园和瓜地，带毛的黑狗肉，这些东西常常塞在床底的木箱内，分给我的也仅是我帮着打杂的一份，这也算是照顾的了。好在这些懦弱的东西没有影响到我在张五刚心中的形象。向阳的出现正慢慢改变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