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方》杂志社在朝阳区一个叫红庙的地方，我们从通州坐公交进城，一个环线接一个环线，从四惠到东直门，然后又倒了一班车，路上花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到杂志社的时候，太阳已经好高了。
杂志社办公室主任姓王，向阳让我叫他王主任。办公室不大，王主任满脸堆笑，一边忙着接传真，一边示意我坐下。空调效果不是太好，主任的白汗衫都有些湿了，汗衫贴在肥肉上，像是榨豆腐干渗着浆水的沙布包。
《四方》是一本面向少年的纯文学杂志，封面上的动漫做得很时尚，那些少男少女都被夸张了，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客。王主任自豪地告诉我，《四方》杂志在全国的市场很大，已经发行了三十万份。我想起了张五刚在我临行前的嘱托，我从包里拉出一叠“征婚”广告。他问这个干什么用？我说，这东西你们杂志刊登吗？主任说，广告当然登罗，他把眼镜往额头上迅速一推，凑近一看呵呵地笑，他这一笑，笑得我头皮发麻。我这是纯文学杂志怎能登这个！向阳说，没事。有钱到哪都能登到，上央视都行。王主任见我闷声不气地将征婚广告又往包里塞。“嗨”地一声！那东西还塞进去干吗？扔了算了。现在都是电脑排版，留一张底稿就够了。我不再理睬他，我要带回去一张不少的交给张五刚。一叠广告，弄得我尴尬死了，一脑门的汗。向阳说，先放我办公室，我找机会给你处理。不管处理不处理，感谢向阳给了我一把下台的梯子。他捧出好几本由他参与编辑的书，基本上都是学校的专集，出版社五花八门。浙江的学校比较多，其次也有河南的。向阳说只要学校一把手校长同意做，不要他出钱，只要他买三千本书就可以了，操作性很强。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最近的合同，是湖南一家学校与《四方》杂志社合作的出版合同。我凑近看，嗅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看清了与耳端平齐有些微卷的长发，也许是营养的原因，竟然有些枯涩，但很精神。
我问向阳红庙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白天在大马路边的树荫下打牌，会影响首都形象的。向阳说，三环外的浴城哪家没有小姐，这总比那强多了，何况这里快到四环了，我说照你这么说到十环就可以放火杀人了，向阳说我扯蛋。向阳的诗我真的看不懂，书法倒是不错。我说这些诗为什么不出版，向阳说等整理好了再说。我说你再忙，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丢掉。算是我对他的关切。
刚刚出版的一期《四方》杂志堆在后门边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女的正指挥两个穿着搬家公司制服的工人把一捆捆杂志往一辆面包车上装。两个工人挥汗如雨，不时用手背擦汗。我傻相地看，向阳拽了我的衣角，我又跟他后面走。他拿出用电脑做出来的另一家杂志的封面给我看，还用手摩挲着，动作很细。我眼睛一亮。
吃饭的时候，王主任叫上向阳和我，还带了一个编辑，就在杂志社附近一家小饭馆，一人点了一道菜，店主人很客气，他认识王主任。点头哈腰，又是泡水，又是打毛巾。我想喝酒，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喝酒，我望了一眼橱窗里摆着各种造型的酒盒，偷偷咽了一口吐沫。喝酒在我生活的苏北早成了习惯。有人一天三顿，少则一天一顿，到客没酒等于没请。我到北京来还没有像样的喝过一顿酒。我甚至怀疑起北京是不是在北方，都说北方人好酒，怎么我一踏上这块地就没酒了呢？后来我才知道，王主任有糖尿病不能喝，编辑小刘来自四川山区不喝酒。原来向阳和我一样，在看王主任的脸色，我在看他们三个人的脸色。
向阳说他看不起北京人，我说你在北京为啥看不起北京人。他说北京人徒有耍阔的派头，没银子！我说你知道南方的精明吗？他说我做的都是南方人的生意。我说我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是东部的。我不会做生意。向阳笑起来，笑得和王主任一样深刻，像刀一样刮得我心疼。阳光下飘着几粒头皮屑，久久没有落下。不知是我的还是他的。
王主任问我有没有想好用那种方式合作。他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发行，每本杂志可以给我七折，其中的三个点给我。我事先没有告诉张五刚我这次来北京的真正意图，只是说看一个朋友。现在，结果基本明朗了，我完全能抛开张五刚，搞《四方》工作站了。
向阳倒是没提工作站的事，只说合作做书，还有他自己做的另一本关于青少年成长方面的杂志。他需要人手，更需要资金。问我愿不愿意来北京发展，或是入股。王主任偏说做《四方》发行挺赚的，广东的一个发行站一年净赚了七八万。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人的话不是一路的。我的态度是不求证不讨论。这套本领是在婚介所学来的，既要管住上线，也要牵住下线，这样成功把握才能更大，要不然婚介服务从哪儿拿钱！向阳看王主任还在那滔滔不绝，忙说还有点事，就离开了杂志社。我到编辑部逛了一会，见过几个编辑，寒暄了一气才告别王主任。
小旅社就在朝阳文化馆对面，文化馆前面的广场很热闹，有流动书摊，盗版书很便宜，我买到了几本簇新的带回家看。
旅社老板很客气。介绍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还免费提供热水洗澡。原本去工地看看在北京打工的几个老乡的念头也被这热水冲得无影无踪。在北京能洗个热水澡值得我怀念一辈子。
王主任第二天给我一包材料，有盖了章的证明，还有杂志样刊，我顺拿了几十只信封，十本信纸。这对我写稿有用，也是我在张五刚面前排阔的资本，这些足以证明我还是有牛逼的。离开杂志社的时候，太阳依旧洇在雾蒙蒙的空中。
王主任做事认真，非要送我走，我说我打车就是。他真的发动了杂志社里的一辆老式的“昌河”牌面包，我享受了一次专车的温馨，虽说空气燥得人难受，我还是打开车窗看了北京的市容。王主任一直把我送到朝阳门地铁站口，他热得汗流浃背，看着我吃力地背着两包废纸，傻傻地笑。我走了好远，他还在后面挥手。我想要是被警察逮住就烦了。算了，走了就走了。我头也没回就钻进了地下通道，买了一张去北京站的地铁票。
到徐州刚好是上午八点，张五刚老远就迎上来了，他买了站台票，没人赶他，一幅老逼逼的样子。
杂志社办公室主任姓王，向阳让我叫他王主任。办公室不大，王主任满脸堆笑，一边忙着接传真，一边示意我坐下。空调效果不是太好，主任的白汗衫都有些湿了，汗衫贴在肥肉上，像是榨豆腐干渗着浆水的沙布包。
《四方》是一本面向少年的纯文学杂志，封面上的动漫做得很时尚，那些少男少女都被夸张了，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客。王主任自豪地告诉我，《四方》杂志在全国的市场很大，已经发行了三十万份。我想起了张五刚在我临行前的嘱托，我从包里拉出一叠“征婚”广告。他问这个干什么用？我说，这东西你们杂志刊登吗？主任说，广告当然登罗，他把眼镜往额头上迅速一推，凑近一看呵呵地笑，他这一笑，笑得我头皮发麻。我这是纯文学杂志怎能登这个！向阳说，没事。有钱到哪都能登到，上央视都行。王主任见我闷声不气地将征婚广告又往包里塞。“嗨”地一声！那东西还塞进去干吗？扔了算了。现在都是电脑排版，留一张底稿就够了。我不再理睬他，我要带回去一张不少的交给张五刚。一叠广告，弄得我尴尬死了，一脑门的汗。向阳说，先放我办公室，我找机会给你处理。不管处理不处理，感谢向阳给了我一把下台的梯子。他捧出好几本由他参与编辑的书，基本上都是学校的专集，出版社五花八门。浙江的学校比较多，其次也有河南的。向阳说只要学校一把手校长同意做，不要他出钱，只要他买三千本书就可以了，操作性很强。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最近的合同，是湖南一家学校与《四方》杂志社合作的出版合同。我凑近看，嗅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看清了与耳端平齐有些微卷的长发，也许是营养的原因，竟然有些枯涩，但很精神。
我问向阳红庙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白天在大马路边的树荫下打牌，会影响首都形象的。向阳说，三环外的浴城哪家没有小姐，这总比那强多了，何况这里快到四环了，我说照你这么说到十环就可以放火杀人了，向阳说我扯蛋。向阳的诗我真的看不懂，书法倒是不错。我说这些诗为什么不出版，向阳说等整理好了再说。我说你再忙，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丢掉。算是我对他的关切。
刚刚出版的一期《四方》杂志堆在后门边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女的正指挥两个穿着搬家公司制服的工人把一捆捆杂志往一辆面包车上装。两个工人挥汗如雨，不时用手背擦汗。我傻相地看，向阳拽了我的衣角，我又跟他后面走。他拿出用电脑做出来的另一家杂志的封面给我看，还用手摩挲着，动作很细。我眼睛一亮。
吃饭的时候，王主任叫上向阳和我，还带了一个编辑，就在杂志社附近一家小饭馆，一人点了一道菜，店主人很客气，他认识王主任。点头哈腰，又是泡水，又是打毛巾。我想喝酒，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喝酒，我望了一眼橱窗里摆着各种造型的酒盒，偷偷咽了一口吐沫。喝酒在我生活的苏北早成了习惯。有人一天三顿，少则一天一顿，到客没酒等于没请。我到北京来还没有像样的喝过一顿酒。我甚至怀疑起北京是不是在北方，都说北方人好酒，怎么我一踏上这块地就没酒了呢？后来我才知道，王主任有糖尿病不能喝，编辑小刘来自四川山区不喝酒。原来向阳和我一样，在看王主任的脸色，我在看他们三个人的脸色。
向阳说他看不起北京人，我说你在北京为啥看不起北京人。他说北京人徒有耍阔的派头，没银子！我说你知道南方的精明吗？他说我做的都是南方人的生意。我说我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是东部的。我不会做生意。向阳笑起来，笑得和王主任一样深刻，像刀一样刮得我心疼。阳光下飘着几粒头皮屑，久久没有落下。不知是我的还是他的。
王主任问我有没有想好用那种方式合作。他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发行，每本杂志可以给我七折，其中的三个点给我。我事先没有告诉张五刚我这次来北京的真正意图，只是说看一个朋友。现在，结果基本明朗了，我完全能抛开张五刚，搞《四方》工作站了。
向阳倒是没提工作站的事，只说合作做书，还有他自己做的另一本关于青少年成长方面的杂志。他需要人手，更需要资金。问我愿不愿意来北京发展，或是入股。王主任偏说做《四方》发行挺赚的，广东的一个发行站一年净赚了七八万。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人的话不是一路的。我的态度是不求证不讨论。这套本领是在婚介所学来的，既要管住上线，也要牵住下线，这样成功把握才能更大，要不然婚介服务从哪儿拿钱！向阳看王主任还在那滔滔不绝，忙说还有点事，就离开了杂志社。我到编辑部逛了一会，见过几个编辑，寒暄了一气才告别王主任。
小旅社就在朝阳文化馆对面，文化馆前面的广场很热闹，有流动书摊，盗版书很便宜，我买到了几本簇新的带回家看。
旅社老板很客气。介绍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还免费提供热水洗澡。原本去工地看看在北京打工的几个老乡的念头也被这热水冲得无影无踪。在北京能洗个热水澡值得我怀念一辈子。
王主任第二天给我一包材料，有盖了章的证明，还有杂志样刊，我顺拿了几十只信封，十本信纸。这对我写稿有用，也是我在张五刚面前排阔的资本，这些足以证明我还是有牛逼的。离开杂志社的时候，太阳依旧洇在雾蒙蒙的空中。
王主任做事认真，非要送我走，我说我打车就是。他真的发动了杂志社里的一辆老式的“昌河”牌面包，我享受了一次专车的温馨，虽说空气燥得人难受，我还是打开车窗看了北京的市容。王主任一直把我送到朝阳门地铁站口，他热得汗流浃背，看着我吃力地背着两包废纸，傻傻地笑。我走了好远，他还在后面挥手。我想要是被警察逮住就烦了。算了，走了就走了。我头也没回就钻进了地下通道，买了一张去北京站的地铁票。
到徐州刚好是上午八点，张五刚老远就迎上来了，他买了站台票，没人赶他，一幅老逼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