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爹老了，脾气越来越不好。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上火，乡土管所的人看中了我家后面近临公路的一块地，说是要开发。爹不同意，土管所一个干事强行丈量。一怒之下，爹用扁担砍了那人。顿时血流如注，场面极为惨厉。派出所抓了爹，娘哭着让我想想办法。我“扑通”给张五刚下了跪。我说我刘讯东是知恩图报的人，无论那一天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因为只有他熟悉电视台的记者。这种事也只有记者介入才能有所明了，娘连夜凑齐了两万块钱，我把它交给了张五刚。张五刚二话没说叫了还小群的车，连夜去了县城。
爹回来了，地还是我们家种着。两万块钱所剩无几，娘说只要人回来，我们再慢慢挣！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我家北京有人，得亏了人家帮忙，不然要住十年牢。有的说，老刘没有这个底气，怎么敢抡扁担。更有甚者将我吹上了天，刘讯东有本事，认识北京的一个大官，两人关系特好，每年都有来往。管他们说什么，我要感谢的是张五刚。
张五刚的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站上，婚介所生意一落千丈，夫妻俩经常拌嘴吵架。后来，张五刚莫名其妙地停了我的工资。差不多有两个月我没有领过工资了，我有些撑不住了。老实说，没有业务，婚介也好，工作站也好，等于是名存实亡。张五刚跑广告的水平的确比我高，因为事先也没有具体合同，到最后是各人挣各人的，对他的那一份我没有理由眼红。一夜之间，我在不声不响中下了岗，很难说这里面有没有张五刚的预谋。前因后果，分明是我将张五刚的婚介所推到了倒闭的边缘。这样的结果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张五刚老婆肯定恨我了，不知他有没有恨我？
离开张五刚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张五刚没有像以前那样热情地挽留我。可以说张五刚现在与我没有一点关系了。作为朋友和有恩于我家的人，无论出于那方面的道义，他的行为永远是一个秘密，我是不能说出去的，包括对向阳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尽可能地留意了每天到达小镇的报纸，关心起我以前从来都不看的招聘广告，看了那些广告，我才明白学历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而这些在以往平静的生活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感到有危机感的。
就像新闻中的那个人物，当年举报禽流感的第一人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举报的路上，有一天他成了阶下囚。是命运捉弄人，还是他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荒谬的路而不能自拔。这样的情形，精彩的往往不是法官的判词，也不是新闻本身的描述，而在于结果的离奇和荒谬。
北京又有一家杂志招聘地方发行员，我想再试试。向阳听说我要去北京很是高兴，说他正好要搞一个活动，关于 “新课程改革”方面的。
一样的列车，一样的黑夜。我习惯了这样的夜，只是不像在南京街头盲目地的转悠。早晨五﹑六点种的宾馆还是死一般的沉寂，保安大衣蒙头，呼呼大睡。我敲开宾馆客房粘着“组委会”字样的门，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开的门，脚上汲着一双大拖鞋，走起路来吧嗒﹑吧嗒的响。房间里黑洞洞的，好象有好几人挤着。我说我是向阳的朋友，他热情地带我到隔壁的一间房，一个光头很高兴地拿出签到薄和会计发票。我说要登记吗？光头说要登记的，我报上姓名，他又打开一本发票。不好，大概他们以为我是来参加会议的。情急之中，我说我来找向阳的，不是开会的。瘦子和光头都楞了一下，光头说向阳不在。电话里向阳说他在通州的宿舍里，天亮才能到丰台的会议点。
我正与瘦子道别，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妇女吵上来了，她嚷着退费回家。瘦子撇开我，忙不迭地说，专家就来了，就来了。妇女仍不罢休，什么专家？我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宾馆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好几个人都嚷着要退费，任凭光头再怎么解释，那妇女就是不依，嚷着要报警。瘦子说方言，叽里咕噜一通，讪讪地退下忙其他的去了。没有任何人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人独自又冲进北方的严寒中。就在距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我找了一家招待所快活地酣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向阳居然摸到了招待所。我什么也没提，瞅他的脸，他比我在南京见到他时更瘦了，眼眶都明显陷进去了。我请向阳吃饭，他偏要埋单，我坚决推辞了。结帐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身边，手往衣服口袋里伸，伸了一气，终于摸出一张五十的出来，我接过了服务员的发票，他手里仍攥着那张五十块的纸币。
天完全黑了，灯火灿烂的北京显得更加神秘与超然。向阳和我爬上一辆破的300路公交车，车上很多的人，走了大半个三环来到潘家园。住在高层公寓里的王主任在电梯门口正等着我们，我给王主任带上两包苏北的盐蒿干。娘说这东西降血脂，带给你北京的朋友。
在往回走的路上，向阳说他要到宾馆看看来开会的老师。我说好吧！一眨眼工夫他就消失在亮如白昼的夜幕中。第二天的《华夏晨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报讯，一起打着教育培训旗号的诈骗团伙昨被北京警方一举端掉。27日晚，位于丰台区康庄里的北京龙源宾馆发生一起群众骚乱，接到群众举报，三里河派出所立即出动民警赶赴现场，并控制了局面。经调查，无业人员郭玉才﹑周志飞伙同他人未经如何审批，冒用中央事业单位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发布教育培训广告，致使全国近百位教师上当受骗。犯罪嫌疑人无视受骗教师提出退款的合理要求，采取恐吓和威胁手段致使局面一度混乱。目前，警方正对此事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的调查。本报将继续关注本案的进展。（记者梁为华）
我打向阳的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干脆成了空号。
一年后，我和一群民工一道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早上从顺义的出租屋往城里赶，傍晚再从城里跑顺义。我还结识了一个湖北的女孩，后来我们索性同居了。每天回来，我都问她有向阳的电话吗？女友问我向阳是谁？我说是我在北京要好的朋友，她说那你就请向阳来我们这喝酒吧，我说一定请他来。我真的想向阳，我给《四方》杂志社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此人早不在这里了。我辗转找到王主任的电话，他说他现在调到出版集团了。向阳呢？向阳跑了，连杂志社一万多元发行费也跟他一起跑了。王主任平淡地说。
在北京久了，我几乎很难遇到张五刚，虽说我暗地里打听过家乡人有关他的传闻，比如行骗被人打了，比如被出版部门查处，甚至坐牢，但一直没有准确的答复，好象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张五刚是我家的恩人，我一定邀请他到北京来，我还会告诉他北京的向阳也在邀请他。
我相信向阳依然在北京，我在北京一定还能遇到他.
2006．7．24拂晓 9．15于南京改定
爹回来了，地还是我们家种着。两万块钱所剩无几，娘说只要人回来，我们再慢慢挣！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我家北京有人，得亏了人家帮忙，不然要住十年牢。有的说，老刘没有这个底气，怎么敢抡扁担。更有甚者将我吹上了天，刘讯东有本事，认识北京的一个大官，两人关系特好，每年都有来往。管他们说什么，我要感谢的是张五刚。
张五刚的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站上，婚介所生意一落千丈，夫妻俩经常拌嘴吵架。后来，张五刚莫名其妙地停了我的工资。差不多有两个月我没有领过工资了，我有些撑不住了。老实说，没有业务，婚介也好，工作站也好，等于是名存实亡。张五刚跑广告的水平的确比我高，因为事先也没有具体合同，到最后是各人挣各人的，对他的那一份我没有理由眼红。一夜之间，我在不声不响中下了岗，很难说这里面有没有张五刚的预谋。前因后果，分明是我将张五刚的婚介所推到了倒闭的边缘。这样的结果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张五刚老婆肯定恨我了，不知他有没有恨我？
离开张五刚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张五刚没有像以前那样热情地挽留我。可以说张五刚现在与我没有一点关系了。作为朋友和有恩于我家的人，无论出于那方面的道义，他的行为永远是一个秘密，我是不能说出去的，包括对向阳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尽可能地留意了每天到达小镇的报纸，关心起我以前从来都不看的招聘广告，看了那些广告，我才明白学历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而这些在以往平静的生活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感到有危机感的。
就像新闻中的那个人物，当年举报禽流感的第一人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举报的路上，有一天他成了阶下囚。是命运捉弄人，还是他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荒谬的路而不能自拔。这样的情形，精彩的往往不是法官的判词，也不是新闻本身的描述，而在于结果的离奇和荒谬。
北京又有一家杂志招聘地方发行员，我想再试试。向阳听说我要去北京很是高兴，说他正好要搞一个活动，关于 “新课程改革”方面的。
一样的列车，一样的黑夜。我习惯了这样的夜，只是不像在南京街头盲目地的转悠。早晨五﹑六点种的宾馆还是死一般的沉寂，保安大衣蒙头，呼呼大睡。我敲开宾馆客房粘着“组委会”字样的门，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开的门，脚上汲着一双大拖鞋，走起路来吧嗒﹑吧嗒的响。房间里黑洞洞的，好象有好几人挤着。我说我是向阳的朋友，他热情地带我到隔壁的一间房，一个光头很高兴地拿出签到薄和会计发票。我说要登记吗？光头说要登记的，我报上姓名，他又打开一本发票。不好，大概他们以为我是来参加会议的。情急之中，我说我来找向阳的，不是开会的。瘦子和光头都楞了一下，光头说向阳不在。电话里向阳说他在通州的宿舍里，天亮才能到丰台的会议点。
我正与瘦子道别，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妇女吵上来了，她嚷着退费回家。瘦子撇开我，忙不迭地说，专家就来了，就来了。妇女仍不罢休，什么专家？我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宾馆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好几个人都嚷着要退费，任凭光头再怎么解释，那妇女就是不依，嚷着要报警。瘦子说方言，叽里咕噜一通，讪讪地退下忙其他的去了。没有任何人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人独自又冲进北方的严寒中。就在距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我找了一家招待所快活地酣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向阳居然摸到了招待所。我什么也没提，瞅他的脸，他比我在南京见到他时更瘦了，眼眶都明显陷进去了。我请向阳吃饭，他偏要埋单，我坚决推辞了。结帐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身边，手往衣服口袋里伸，伸了一气，终于摸出一张五十的出来，我接过了服务员的发票，他手里仍攥着那张五十块的纸币。
天完全黑了，灯火灿烂的北京显得更加神秘与超然。向阳和我爬上一辆破的300路公交车，车上很多的人，走了大半个三环来到潘家园。住在高层公寓里的王主任在电梯门口正等着我们，我给王主任带上两包苏北的盐蒿干。娘说这东西降血脂，带给你北京的朋友。
在往回走的路上，向阳说他要到宾馆看看来开会的老师。我说好吧！一眨眼工夫他就消失在亮如白昼的夜幕中。第二天的《华夏晨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报讯，一起打着教育培训旗号的诈骗团伙昨被北京警方一举端掉。27日晚，位于丰台区康庄里的北京龙源宾馆发生一起群众骚乱，接到群众举报，三里河派出所立即出动民警赶赴现场，并控制了局面。经调查，无业人员郭玉才﹑周志飞伙同他人未经如何审批，冒用中央事业单位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发布教育培训广告，致使全国近百位教师上当受骗。犯罪嫌疑人无视受骗教师提出退款的合理要求，采取恐吓和威胁手段致使局面一度混乱。目前，警方正对此事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的调查。本报将继续关注本案的进展。（记者梁为华）
我打向阳的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干脆成了空号。
一年后，我和一群民工一道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早上从顺义的出租屋往城里赶，傍晚再从城里跑顺义。我还结识了一个湖北的女孩，后来我们索性同居了。每天回来，我都问她有向阳的电话吗？女友问我向阳是谁？我说是我在北京要好的朋友，她说那你就请向阳来我们这喝酒吧，我说一定请他来。我真的想向阳，我给《四方》杂志社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此人早不在这里了。我辗转找到王主任的电话，他说他现在调到出版集团了。向阳呢？向阳跑了，连杂志社一万多元发行费也跟他一起跑了。王主任平淡地说。
在北京久了，我几乎很难遇到张五刚，虽说我暗地里打听过家乡人有关他的传闻，比如行骗被人打了，比如被出版部门查处，甚至坐牢，但一直没有准确的答复，好象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张五刚是我家的恩人，我一定邀请他到北京来，我还会告诉他北京的向阳也在邀请他。
我相信向阳依然在北京，我在北京一定还能遇到他.
2006．7．24拂晓 9．15于南京改定